北京两会向来是捕捉内地政治动向的风向标,适逢2016年两会是在香港旺角骚动和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后举行,中央怎样看待旺角骚动与及激进本土派参选人在补选中取得的高票数,备到关注。从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管港澳事务委员张德江及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的声明中,对香港都没有严词批判,相反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与及中央实施“一国两制”方案不动摇等。这种软中有硬、不高度批判香港事务,未尝不是处理香港问题,减低香港激进本土滋长的方法。

王光亚强调中央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变形(图源:CFP)
综合俞正声、张德江及王光亚三人的说话,可见中央首用《宪法》规范香港事务,所传递的信息与若隐若现的港独不能说无关,只是俞的说法隐晦,没有直接说出香港近期事件。而张德江和王光亚则强调“一国两制”不走样变形,说香港需要法治和稳定,同样没有明示什么事件,避免挑起事端、纷争,但两人强调“一国两制”不走样变形,对包括旺角骚乱在内的香港近年事件仍有高度针对性。
旺角骚乱后,泛民和社会舆论将矛头对向香港政府,指骚乱是因为梁振英好斗的结果,并认为“暴政必产生暴力”。虽然政协委员引述张德江指旺角事件与“特区政府施政无关”论,对梁无疑有减压作用,但张认为旺角骚乱是多方面因素,即表示事出有因,若未能加以正视,类似旺角事件恐怕将来仍会上演。
偏重“一国”易显信心不足
香港激进本土派的兴起是有迹可寻,他们算不上是泛民一支,其支持者大多指摘传统泛民一直奉行“和理非非”路线,未能为香港争取民主,也因此应转而采取更为激进手段。期间北京不断高唱“一国重于两制”,无形中激发到这批本土青年的危机感,伴随著近年陆港问题变得紧张,令激进本土势力找到滋长的土壤,演变成一股在香港现行权力架构下可以兴风作浪的政治力量。
回顾北京当年以“一国两制”处理香港问题至少有三方面高度自信:一、北京对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自信,认为可以在50年内缩小内地和香港经济差距;二、北京对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自信;三、北京对“港人治港”、“爱国爱港者治港”的高度自信。而随著21世纪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政治自信进一步成为北京领导人执政的重要标志。
北京的高度自信是香港顺利回归的基石,但随着两地接触和发展,“一国两制”在香港管治面临新变局,以至有所摇摆。像香港普选所产生的两地争议,北京屡屡高唱“一国为先”、“一国为重”,以至国务院公布《白皮书》首创对香港“全面管治权”、人大8.31框架、部份官员鼓吹“两制隔离成香港发展障碍”论等,均令香港觉得中央对港政策愈来愈紧,同时亦折射出内地近年对香港事务信心不足。
制度自信助消弰激进势力
无疑香港近年事件触动中央神经,也因此影响北京对港信心,才屡屡强调“一国重于两制”。但在自信年代里,对“一国两制”有更大诠释权的北京,亦应更有自信地平衡、尊重“两制”差异。事实证明,当北京愈高唱“一国大于两制”时,香港激进势力愈会得到民众支持,变相亲手把香港人推上以本土包装的港独之路。
港独在香港是没有市场,但足以为患,也因此更须处理好本是矛盾的“两制”关系。中央强调“一国两制”要全面准确、不走样变形时,更需对香港重回高度自信,在尊重“两制”差异下令两地得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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