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连续不断的核试验将原本就不太平的东北亚安全局势骤然再度紧张，作为对内极权统治，对外穷兵黩武的总是挑事儿的不安分国家，今日的朝鲜与50年前的中国大陆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本文为历史部原创稿件。
金日成与毛泽东的合影（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1966年的中国大陆也和今天的朝鲜一样，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生产活动都处在共产党的绝对控制之下并直接服务于最高领袖极其统治集团，经济部门负责人的选拔标准首先是效忠于最高领导人，其次对党的效忠程度，最后才是其经营能力。经济部门及其技术官僚必须绝对服从中共的指挥和决策，没有任何跟党讨价还价的权利。中共极力渲染美苏特别是苏联的军事威胁，以此作为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的理由，一切经济活动必须服从于中共领导人的政治目的，为此中共将很多工业企业从华北、东北迁到西部偏僻的山区，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对国防工业的过度依赖导致国民经济严重失调，民生产业极为凋敝，由于生活物资长期短缺，这一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对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甚至基本生存构成威胁，广大民众长期生活在缺衣少药的困苦之中。
1966年的中国大陆也和今天的朝鲜一样，都实行严密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共建政后，随着"一边倒"外交路线的提出，中国大陆渐渐切断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联系，到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交恶，中国大陆与苏联的联系也宣告中断，至此，与中国大陆保持联系的就剩下少数缺乏国际影响力的亚非小国，中共政权陷入明显的孤立状态。在此情况下，中共将自己标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将自己的社会制度美化为人间天堂，并积极进行输出革命。文革期间，中共大力支持东南亚的共产党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通过给亚非国家大量经济援助换取他们对中共的国际支持。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朝鲜也向非洲后殖民国家如刚果、马里、中非共和国等推广所谓"朝鲜模式"，通过援建工程和武器供给来换取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中对朝鲜的支持。
1966年的中国大陆也和今天的朝鲜一样，都实行极权统治和个人崇拜。中共建政后，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国有化，中共实现了对社会无孔不入的全方位控制，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被网络进受国家控制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之中，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农民不准搬进城里，不准进城找工作。个人丧失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并受到国家暴力机关和情报机关的严密监视。同时，国家政权通过其掌握的宣传机构和教育部门全力推行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将领导人塑造成全知万能的神一般的领袖，每个社会成员必须保持对领导人的无限忠诚。
1966年的中国大陆也和今天的朝鲜一样，都实行奴化教育与愚民政策。中共建政后，相继将新闻出版与文教机构全部国有化，从此在中国大陆只能听到一个声音。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必须全力宣扬党的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学校课程教育的主要内容，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参加各单位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书店里通常只能见到最高领袖的著作和少量马恩著作，知识分子遭到全面的整肃和打压，只能作为共产党的驯服工具而存在，整体国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养处于极为低劣的状态。
1966年的中国大陆也和今天的朝鲜一样，都实行先军政治。1995年金正日提出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向军队学习的"先军政治"思想，号召全国所有的部门、组织和团体向军队学习，意志坚定、团结一致地效忠最高领袖。各级干部也必须像指挥战斗一样指挥日常工作，老百姓也要集体学习军人精神。同时要求国家财政支出以保证国防军费投入为前提，军人拥有比农民和知识分子等更高的地位。与今天的朝鲜一样，五十年前的中国大陆四周几乎都是敌国，中共将国家的大多数资源投入到军费之中，并给军人赋予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备战的气氛之中。先军政治不等同于军政权，无论在朝鲜还是中国大陆，军队的军权都高度集中于党的最高领导人手中，军事部门和文职系统存在一定的权力斗争，而最高领袖则凌驾于两者之上，通过平衡双方来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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