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令人警觉，也令人困惑。
自去年9月本学年开始以来，香港已经有22名学生轻生，其中一名甚至只有11岁。最近四宗更集中在五天内发生。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到2014年间，香港年均有23名学生轻生。相较之下，本学年的数字明显已经敲响警钟。
教育、健康、青年工作等领域的专家正竭力试图了解这令人忧虑的趋势背后的成因，并加以遏止。
教育局3月10日与有关团体紧急会面之后，宣布了新的因应措施，包括在学校提供学生谘询服务、举行研讨会帮助老师和家长更早发现问题、组成专责委员会并与6个月内提出预防性解决办法的建议。
大部分人都认为，香港高压的教育体制----过分重视成绩导致学生受压----是元凶之一，专家们指出，年轻人自杀是一个复杂问题，源头种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早就已种下。
专家们警告，在虚拟世界中花费过多时间，缺乏家庭支持，也可能是原因，这些因素导致一代年轻人面对压力和问题时，比较缺乏韧性。
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病学教授Lee Sing说：“这一代是互联网一代。虽然他们连接性更强，但他们也倾向于只看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可能不理解对某一件事的复杂或不同的观点。对任何一个看事物的方式不合他们口味的人，他们可以直接‘取关’。”
Lee Sing说，这导致人际技巧和承压能力的下降。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教授的看法与Lee Sing的相似。叶兆辉指，现在的学生们更倾向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中许多人都生活在虚拟世界，在现实世界中，父母太忙，他们没有人可以聊天。”
Lee Sing认为，另一个因素是孩子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情绪支援不足。
“对孩子和青少年而言，家庭是一个（抵御压力的）缓冲，但现在，父母都要工作，他们与孩子间有质量的互动时间大大减少。”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临床心理学家沈君瑜则警告其他极端倾向。她说，父母过分保护，会大大影响孩子面对逆境的能力。
“一有问题，父母就帮他们解决，或者向学校投诉。这些孩子就没有能力面对困难。”
沈君瑜还指，缺乏承压技巧的年轻人更可能冲动行事。
虽然这些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主要的关切仍在香港的教育体制。
叶兆辉对于学业压力以及香港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一向较为敢言。
“我觉得目前的学制对学生来说没有吸引力。如果同学们享受学习过程，他们就会对某些东西有所期盼。”
叶兆辉指出，本学年，高等院校学生轻生案例的数量也有大幅上升。本学年至今轻生的22名学生中，10名是大学生。2010年到2014年，年均只有两三名大学生轻生。
叶兆辉认为，大学生轻生人数大增与香港学制的改变有关。几年前，香港的学制变成了6年中学和4年大学，影响到了2012年进入大学的学生。比过去7年中学、3年大学的学制，现在的学生要提前一年进入大学。
“学生们在更轻的年纪进入大学。比如，他们可能不够成熟，未准备好面对挑战，也失去了中学时期更为密切的人际关系网。”
香港中文大学谘询团队的数据显示，2014到15学年，团队处理了725个个案。这些个案中，大部分都涉及受到个人成长和学业问题困扰的学生，其次是情绪波动、心理疾病和家庭问题。
专家们已经呼吁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更早的干预，并采用在年轻人中更受欢迎的治疗方法。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的数据显示，20岁以下学生致电求助数量有所减少。
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主席周婉芬表示，在她的经验中，导致学生轻生的最重要因素包括学业压力、情绪问题和家庭问题。其他因素包括生活环境问题和财务困难。她建议家长关注孩子的感受，并与学校保持沟通。
周婉芬说：“家长、学生和老师定期见面的话，可以更好地建立良好关系。”
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的服务统筹员Lee Kit-lo呼吁有自杀倾向的人士周遭的人，对种种“迹象”更为警觉。
“有自杀倾向的人，行为会发生改变。比如，一个平时很多话的孩子，突然之间安静了。不要忽视，跟他们谈谈，他们会打开心扉。”
沈君瑜希望对全体大学新生提供心理健康课程，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情绪，学习当怀疑自己有心理疾病时要如何应对。
“学校应该鼓励学生，让他们知道，面对问题时，寻求协助是没问题的。”
“现在有些学生不敢见社工。他们担心社工可能帮不了他们，或者担心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
目前，大部分中学都至少有一名社工帮助学生面对学业、社交和情绪问题。据社会福利署统计，截至去年9月1日，34家非政府组织有提供社工服务给465所中学。
但在中学普遍都有过千名学生的前提下，这些社工和咨询师所提供的支援，有多少能提供给有情绪问题的学生，则是个问题。
大学可以聘用更多咨询师，但他们要照顾2000到2万名学生。
香港中文大学的Lee Sing说：“就算是最好的学校都照顾不了（全部有情绪问题的学生）。即便是有筛选地提供（咨询），依靠现有的（提供协助的）方式并不足够。”
Lee Sing建议用移动手机应用程式给有轻微心理问题的学生提供心理治疗，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已经采用了这个方法。
“网络是（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通过网络提供治疗，接触率会比面见精神病科医生高。”
和Lee Sing在同一学系的助理教授麦敦平表示，在部分常春藤高校，比如哈佛和麻省理工，自助精神治疗已经通过移动电话应用或电脑平台提供给情况较轻的学生。
“模式各有不同。学生可能需要完成一些任务，或者反思他们的日常习惯。这是一种模仿面对面治疗的方式。”麦敦平正在评估此项技术对于香港的学校是否适用。
但他强调，电子平台只能提供建议，对于情况严重的病人来说，传统治疗是不能取代的。
“校园心理健康是全球性问题。不只是香港受影响，许多其他发达国家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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