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沦陷》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让我们知道如此罪恶的战争内部，还有着非常丰富的人性博弈。那些被民族主义者鄙视甚至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汉奸们”，也有着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生存窘迫。看完这本书，我们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又多了一个认知的维度，那就是：被占领后，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总要有一些人要和敌人合作，这些人不全都是汉奸，他们也有可能是秩序的守护者。
抗战期间最大汉奸汪精卫（图源：搜狐）
“汉奸”一词进入普通人的视野，通常指代影视作品中与敌人合作的人，其形象也卡通单一，成为众多有民族情结的人用个体意愿塑造的人物。这个词语所面临的是出卖、伤害同类，基本是为了个人的生死而置大多数人的利益不顾。而近代史，日本入侵中国，“汉奸”群体并不像影视作品中如此单一。他们成为战争开始后被占领区域秩序的维持者。多数人是当地的士绅或商人，又或者是已经发迹了的地痞流氓。他们在与日本人合作的过程中，也呈现出多面性。
加拿大历史学者卜正民的著作《秩序的沦陷》一书，正是关注“汉奸”这一群体的专著。卜正民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汉奸”一词的意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与德国合作的人相提并论，并确定了“合作”一词，是合作。它包括了汉奸的意含，也包括通敌的指向，当然，也包括与敌方周旋，以合作的方式保护自己民众的合作者。因此，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便有了特别的意义。至少这本书弥补了中国民众对这段历史的单一阅读面向，带领我们用客观乃至正确的方式进入一段让我们无法忍受的屈辱史。
1937年7月始，直至冬天，日本由北京向长三角发起军事猛攻。11月11日，日军占领上海。之后由上海向江苏各地进发，至12月中旬占领南京。这期间，有一支非常活跃的日军小组参与统治着中国。这个小组叫“宣抚班”。
入侵是破坏，是武力上的震慑，甚至是人道上的打破底线，而占领和入侵并不相同。占领意味着日本要继续拥有这些城市的资源，占领后的城市管理和秩序的重建远比侵略艰难得多。所以，卜正民笔下的“宣抚班”出现了，这一批意识形态宣传的精英，几乎是日本政府向外扩张的智囊团。他们来自于东北伪“满洲国”、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这些人精通汉语，并且熟悉中国民俗民情。这些人直属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最高指挥机构，不穿军服，穿着普通的白衬衣，在胸前的口袋上绣着中日两种文字的“宣”字，以表证身份。
“宣抚班”的成员抵达上海以后，归属于上海满铁事务所，并成立上海宣抚部、特务部等新兴的部门。这些文官和军方配合，负责被占领后的江南多个城市的秩序重建，扶植本地亲日组织，清理日本侵略的恶劣影响，重新宣传日本占领后的各种亲民举措，甚至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让当地百姓接受日本的管理，成为一个彻底的殖民地，或者附属国。
比如，卜正民教授在书中引用的上海宣抚工作执行纲要中的一段话：“为了使普通老百姓快速回来，从事正当的职业，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首先为了解决他们的思想障碍，我们必须恢复秩序；我们必须使他们相信大日本皇军高尚的仁爱之心。”
正是从此时开始，“汉奸”或者“合作者”开始出现。这些“宣抚班”的工作人员被分配至已经被军事占领的江南多个城市，开始寻找当地的合作者，他们中部分人员有着天真的“正义感”，以为自己的工作是在拯救苦难的中国人，中国人应该对他们的工作配合和感激。然而，他们抵达被日军轰炸的现场以后，才发现，中国民众见了他们，纷纷逃走。
这些没有亲历战争的日本人，以为自己的军队只是破了城，并没有祸害当地的百姓。然而，进入城市以后，他们迅速被眼前的惨象教育。他们陷入无准备的矛盾里。但是，他们依然充满着理想主义，想象着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可以让中国百姓安居乐业的新秩序。
这些“宣抚班”的人为何如此充满着正义感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理想和工作纲领，或许可以对他们有所了解。
卜正民教授在书中引用了日本华中宣抚工作的一些工作纲领，其中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恢复政策中，有下面的一些工作条例：
社会政策工作：
1、安抚难民：成立难民接收中心，施粥，发放学校用品
2、提供医疗救助，发放药品
3、将以前妓女所住的地方改造成敬老院
4、开设咨询处：职业介绍所、纠纷解决办公室、人民法庭、意见箱
5、发行报纸
6、保护逃亡业主的财产
7、保护良民的财产
8、表彰公认的道德楷模
9、安抚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者或受伤者
10、惩罚坏人和罪犯以及出示告示
单纯地从这些安民措施来看，“宣抚班”有着对战后江南各地民众的公益理想。然而，事实上，这些措施根本不可能落地。
熊谷康是第一批从上海派往嘉定的“宣抚班”班长，他在1943年出版了两本回忆录，来记录他在中国的工作细节。所以，他的回忆录成为卜正民观察“汉奸”或者“合作者”的重要依据。
然而，熊谷康到达的时候，因为日军已经占领多日，并已经建成了维持会，所以，熊谷康只能在现有的维持会工作。他很快发现，和日本军队合作的维持会全是一些品质可疑的人。而已经做了维持会长的人和军方关系很好，孤立熊谷康，熊谷康陷入了中国式的人情世界里，正常工作不能开展。
而更让卜正民费解的是，熊谷康甚至想通过秩序重建，改变中国最底层老百姓吸食鸦片的恶俗，他的这一好心之举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反对，但最终失败。
熊谷康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找到一些有能力的人，比如一个精明的税收干部，但是，刚刚进入维持会工作，便被暗杀团杀死。所有这些外部原因，也导致了进入维持会的“汉奸”和“合作者”素质的低下。然而，这些在熊谷康笔下素质低下的投机分子，也不过是为了生存而被迫合作的中国底层民众。
相比较嘉定“宣抚班”的积极努力却一事无成，镇江和南京又呈现出另外的景象。
镇江和南京一样，都遭到日军的屠城式破坏，留给“宣抚班”的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废墟。
镇江的秩序重建，“宣抚班”的中山四郎和继任班长加藤幸藏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让镇江的工业重新振兴，加藤甚至还从上海引来资金和设备救助，有着长远发展的雄心。然而，这些都只能在一个温和且和平的环境下进行。他们面临的现实是，用枪炮控制着整个城市，民众出入城市需要有良民证。一些女人随时有被日军强奸或者拉去做慰安妇的危险。在这样的语境下，“宣抚班”的那些重建秩序的理想显得极为荒诞和虚伪，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对民众的承诺，说是日军不再骚扰普通民众，然而这只是一群恶狼对羊群的谎言，他们想让羊群渐渐扩大，无非是想着以后有更多的食物吃。
镇江张怿伯的《镇江沦陷记》中，有关于维持会长柳肇庆的回忆中记述道，柳肇庆做维持会长之前，要求日方答应他的11条要求，才能合作。这11条内容的首条就是：禁止奸淫掳抢。然而，柳做了不到一个月的会长，便被其他人替下。可能也缘自他一开始便不是与日方合作的态度。这是在《秩序的沦陷》一书中为数不多的形象正面的“汉奸”或者“合作者”。
南京和镇江有相似的地方，商人陶锡三做南京维持会长时也要求南京的日军停止杀人。然而，他的要求对日本人并无作用。即使是国际委员会的拉贝和魏特琳，也同样遭遇日军的威胁。
《秩序的沦陷》一书从另一个角度带领我们进入一段悲惨的历史，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让我们知道如此罪恶的战争内部，还有着非常丰富的人性博弈。那些被民族主义者鄙视甚至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汉奸们”，也有着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生存窘迫。
看完这本书，我们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又多了一个认知的维度，那就是：被占领后，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总要有一些人要和敌人合作，这些人不全都是汉奸，他们也有可能是秩序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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