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北大营老营房
1929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国在表面上实现了全国统一，比如张学良、阎锡山、刘湘、冯玉祥、李宗仁、陈济棠、唐生智等都是地方实力派军阀，蒋介石只是名义上的中央，蒋介石的军事区只在局限于华东地区而已，各省军阀只是形势上承认南京为中央，事实上军事都是独立的，政治是半独立的，如果蒋介石能调动的了东北军，也自然不会有西安事变。918事变之后，张学良还一枪不放把兵工厂、飞机、大炮丢给日军，被赶到华北，当时蒋介石的中央军还不到国军的三分之一而已，而且多在华东地区而已。当然此时中日实力甚大，中国完全不具备抗日的实力，所以蒋介石的政策也确实坚持不抵抗政策，如果当时中日全面开战，只不过鸡蛋碰石头罢了，是盲目的，或会国家亡的更快，妥协不等于投降，如果跟溥仪、汪精卫那样，名义上还是领袖、名义上不亡国，这也是卖国，日本也以北洋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压制国民政府，要求重新承认，但后续的一些塘沽、何梅等协定，只是日本在二十一条的交涉下，承认了日本的局部利益，但国民政府并没有承认华北、东北的主权，在中日实力悬殊之下，中国是希望争取更多准备与空间，从多方面角度来看，单一化看待这个事情是我们太年轻了，或者是政治化用意。另外中国当时正处于经济黄金期、红军武装割据、如果全面抗战的准备与布局远远不足。918事变之后，中国才出现局面抗战的，当然中日的武装冲突扩大，也加速了伪满洲国成立、华北自治等事件，这些也使得南京政府在1935年正式布局西南（四川一代）大后方，在918事变蒋介石面对社会各方压力，剿匪一事暂且搁置，开始酝酿局部抗战，而且在1932年128事变，中央军第五军、粤军19路军与日军在上海打第一次淞沪抗战，红军却发起赣州战役猛攻陈诚与顾祝同的国军，原本计划调入上海支持第五军和19路军的卫立煌14军（鄂豫皖）、陈诚18军（江西）也因此搁浅，蒋介石也因此决定攘外必先安内，经过几次围剿，红军主力基本丧失，到1936年红军总兵力不到5万，与几年前近30万兵力相比悬殊太大（包括红军肃反AB团杀害自己7万人），正在此时周恩来利用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最终红军才得以保存，多达9年的发展势头很强。
1931年9月18日，日本东关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在看梅兰芳的戏剧，张学良收到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的电报后，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同时张学良发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当时在开往江西的永绥号军舰上，永绥号军舰于当天到达湖口，在此蒋介石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才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抵南昌后坐飞机回南京。虽然，不抵抗是张学良命令的，当然我觉得张学良不抵抗可能与蒋介石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10月24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11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张学良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在不久的江桥抗战，国民党马占山可谓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学良未能拨援”。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南京政府在认识到日军必将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和国联的软弱后，逐渐改变政策。
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而11月锦州事变中，张学良仍未下抗日决心，而是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
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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