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吴思回忆“文革”末期插队，在学大寨最前沿向更左的方向冲锋遭到失败，亲身体会极左派的艰难。他在左翼受挫的经历，对我们理解晚年毛泽东的失败和中国极左势力的衰落大有帮助：“我的焦头烂额之处，也是他们举步维艰之地”
老高按：一直很敬佩中国历史学家吴思的原创性——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他在研究历史中所抽象出来的“潜规则”“血酬定律”等等原创概念，尤为出色。十多年前我在新泽西一次讲座上给大家介绍时，听众多前所未闻，都很茫然；但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描绘和分析中国社会现实的最普及的基本思路了。
吴思最近在他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回忆插队经历的文章——不同于一般知青回忆上山下乡受苦遭罪，他回忆的是自己在农村当基层干部，领导农民向“共产主义”前进，却节节败退的经历。
记得我当年插队时，知青们在一起了，常常念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谁也不敢对着村里的农民宣读这段语录。毕竟我们的身分，是毛泽东在另一段语录中规定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教育农民”问题再严重，也轮不到我们知青来赤膊上阵。而吴思，因为当上了队干部，就必须面对“教育农民”这个“严重的问题”，寻找答案，处处撞墙，由此得出了一系列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结论——当然不是如何“教育农民”，而是在农民那些“落后行为”的教育下，促使自己反向地“转变世界观”。
吴思在插队时不过是不到20岁的小青年，已经有了那么敏锐的感悟、深刻的思考（当然，这篇文章并不是他的原始想法，而是在后来逐步条理化和深化的），让我实为敬佩。对他所讲述的故事、所做的分析，我在插队时也有一些零星的、朦胧的、一纵而逝的类似观感，远没有像他这样系统地总结。他在农村和油田遇到的问题，我在不同行业、单位工作时，如武汉一家中型冶金企业、武汉市属一个工业局、团中央机关、北京一个文艺团体……都不同程度地碰到，当然，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和程度，与他讲的不一样。例如，他讲到大国营企业大港油田当时的情况，与我待了几年的带有明显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痕迹的武汉中型冶金企业的情况，就不太相同。但是他的基本判断和思路，我完全认同。在他所叙述的这个年代的十年之后，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一个专业文艺团体当小头头时，强烈地感受到单位（文艺团体）、行业（文艺界）和个人（文艺工作者和我）身陷几乎看不到出路的困境，才比较明晰地分析了问题所在，其中有些思考与吴思相近，但那时，已经不是七十年代中期极左势力最高涨时期，而已经处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了，我只是后知后觉。读到吴思这篇文章，让我也萌生了写出当时感受的冲动。
我还要说一句：吴思文章最后所说的这段话，我也完全赞成：
倘若我梦想落空，中国出现了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立法定规全由资本家说了算，禁止组建工会，禁止罢工，凭借暴力专工农大众的政，那时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当一回左派。这不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而是出于对利益制衡的信仰，出于对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吴思：我的经历
吴思，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文革”末期，我在学大寨的最前沿，在极左翼，向更左的方向冲锋，亲身体会到极左派前进的艰难。极左派名声不好，他们的视角很少被顾及。不过，我在左翼受挫的经历，对我理解晚年毛泽东的失败和中国极左势力的衰落大有帮助：我的焦头烂额之处，也是他们举步维艰之地。
一、义务劳动受挫
下乡插队之前，我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我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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