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近“出了点事”，针对香港近期政治及社会情况，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冯巍表示，分离主义及港独绝对不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有些言论被放大了”。他认为，香港与中央存在沟通问题，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
“我们是两套语言体系”，所以要用香港人能接受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2016年春节旺角骚乱及2月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引起不少港人关注北京会否收紧或改变对港政策。冯巍在北京受访，强调“分离主义、港独绝对不是香港社会的主流”，并认为几位激进青年在九月立法会选举中胜出也属正常。
冯巍认为中港沟通问题源自“语言体系”不同（图源：新华社）
现年58岁，曾留学英国及香港的冯巍表示，今后要用香港人“听得明白、能接受和熟悉的语言”表达中央政府的想法，“这方面我们需要改善”。
激进本土派青年获高票，冯巍：正常
香港政坛正在新老交替，冯巍说，“9月立法会选举后会有许多年轻人走上政治舞台，我们会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不少新脸孔。有几个激进的青年人进入立法会也属正常。政治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年轻的从政者会逐步成熟起来，包括激进的从政者。”
本土民主前线候选人梁天琦在2月28日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中取得66,000多票，占总票数15.4%。曾表明港独是香港出路“其中一个选项”的梁天琦，其高得票率令人关注港独和分离主义主张是否逐渐取得相当比例的港人认同，导致北京收紧对港政策。
冯巍强调:“分离主义、港独绝对不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有些言论被放大了。我们不这样看香港，不这样看香港的年轻人。”他又表示：“香港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的。香港人务实，有智慧。我对香港始终保持积极、乐观态度。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处理香港问题。”
激进势力抬头，冯巍：成因复杂
谈到香港激进势力抬头的现象，这位负责香港事务的中央官员认为近十多年来，香港激进势力登上政治舞台给香港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运作带来很大的冲击。
“最近几年一直有所发展，从2012年的反对国民教育，到2014年的占中，以至今年的旺角暴乱，出现了暴力化的倾向。我们对这种倾向非常关注，也在分析其原因及发展趋势。也许在未来一段时间，这是一种我们不愿看到但必须正视的客观现象。”
冯巍曾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法律部部长，他表示激进势力在香港冒起的成因是复杂的。“经济方面，近2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香港周边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迅猛，增速远超香港。以人均工资中位数计，香港的绝对值近20年几乎没有增加，而房价上升几倍。经济方面的问题必然影响民生，引起一系列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
注意到互联网对年轻人行为模式的影响，冯巍说“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与上一代人不同”。
梁天琦(右)在区议会补选中获得数万选票（图源：Reuters/VCG）
“他们通过互联网获取讯息和知识，通过互联网与社会联系。香港的互联网非常发达，远比内地和美国覆盖密、速度快，这种方式形成了青年人以我为中心、突出个体的特点。对社会和政治会持批判主义态度，反传统、挑战权威，行事冲动。”
冯巍表示这样看就不难理解香港年轻人在特定场合下的行为，这种个别青年人会受分离主义影响的现象，“也许是一种世界性潮流。”
中港沟通怎么办？倡接香港地气讲中国故事
冯巍认为从回归过渡期（指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至1997年）开始，香港的民主化发展非常快，“四五年一个选举周期，中间还有政改，这样高强度的民主政治实践推动了香港民主化的进程”。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政治运作完全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推动。从现实政治运作看，香港的民主化程度非常高，是代议民主、社会协商民主和公民直接参与民主的复合体，远远高于西方的民主国家。
然而，冯巍也直言香港民主制度存在问题，“由于民主的实践时间不长，政治人才不足，民主参与者的民主素质不高。不少人在行使自己民主权利时对其化人的权利不够尊重，对社会整体的关注和责任不够。当然，对国家的关注和责任也不够。”
对有论者认为，中央政府与香港人近年在沟通方面存在问题，冯巍强调香港有独特的文化，包括表达方式。“我们是两套语言体系，沟通非常重要。国家为香港做了好多，我们没有讲，有时我们讲得不够好。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用香港人听得明白、能接受和熟悉的语言表达我们的想法，这方面我们需要改善。”
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曾于2015年8月表示，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而部分香港人觉得中央对香港事务介入越来越多，出现抵触情绪。曾钰成当时表示，“白皮书如此粗暴、生硬地向香港人传达中央必须加强对香港管治的讯息，难免引起部分香港人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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