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之前和期间发生的黑龙江龙煤工人和广东钢铁工人的大规模抗议，似乎在以简单直接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已经暴露出了一个时代的难题，时代难题背后的政治困境更是不容小觑。
2016年是中国煤炭业打响去产能攻坚战的关键一年
病来如山倒。为了最大限度降解难题和困境的扩散效应，中国相关部门面对劳工抗议潮延续了一贯的简单做法。比如在互联网端设置禁搜词，记者在新浪微博搜索栏中输入“龙煤”二字，得出的结果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龙煤’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煤炭行业打响去产能攻坚战的关键一年。继1月下旬在3天时间里连续主持召开了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寻找“药方”之后，李克强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也再次提到了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面临的棘手问题。“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手段，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
纸上得来虽觉浅，但解决问题仍要以发现问题为先导。《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14日晚间以《一个龙煤背后的时代难题》为题，诉说通晓地球星辰的人们是如何迷失在地面和头骨之间。其中既有偶然因素，也带有不可逾越的必然性。偶然在于，搭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煤炭、地产等行业分别属于各自的“黄金十年”的到来，掩盖了这些问题。站在风口上，当这些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躺着都能赚钱时，短期的利益驱动导致的排浪式上项目就是符合逻辑的。而必然在于，“资源依赖”、“体制依赖”，则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不变法则。当惯性形成，转身就变成尾大不掉的艰难动作。
的确。面对税收、财政、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压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过程中绕不开的阵痛，以及“僵尸企业”与政府早已形成的相互依赖，以至于任何细微的“转身”都成了艰难的动作，又何谈彻底走出困境？
不过提及困境，却又是各不相同。对于企业来说可能是转型的困境，以及剩余劳动力如何安置的困境。根据人社部部长尹蔚民的最新表态，在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预计将有130万煤炭系统职工和50万钢铁系统职工下岗。另据总部设在香港的劳工权益团体“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in）所做的统计，2015年记录到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次数高达2,700多次，是2014年次数的两倍多。而最近几个月里，劳工纠纷越来越多，仅2016年1月份就发生了500多次抗议活动。
对于执政者来说，眼见的困境之外，还有潜在的政治困境。《纽约时报》15日的头版《中国罢工超涌动 政府面临经济难题》即锁定于此。但该文对于凸显政治困境的高层作为，比如对抗议活动进行有条不紊的打击，对抗议者的镇压，以及拆散劳工权利组织、监禁活动人士等，却带有西媒看中国时一贯的傲慢与偏见。
来自前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炜博士发表于BBC的一篇长文，似乎更加笃定了中共正在面临的政治困境是多么棘手。在其看来，中国经济下行将导致三种政治后果。首先是由企业倒闭和大量失业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其次是以危机应对为导火索的民众和政府之间、地方和中央之间、中央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最后是中国政府所依赖的所谓“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破产，从而引起对现行的政治经济管理制度的全面质疑。
“这可能是让习近平夜里睡不着觉的事情，”康奈尔大学研究中国劳工问题学者伊莱·弗里德曼（ Eli Friedman）如是揣测。“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有钱，妥协的余地也不多了。”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究竟怎么办，才能渡过这场危机？来自煤炭行业的两会代表在开“药方”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政府在其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山西大同煤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有喜认为，去产能需政府牵头组织实施，控制总量、控制增量，宏观调控一定要把握好。开滦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文学则建议政府加快制定具体的配套政策，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煤炭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姜耀东更为直接的提出了政府的调控作用，“化解产能过剩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问题，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倒逼机制下的政府调控作用。”
有转型，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转型的阵痛。习近平当下面临的问题之一便是，能否通过对官僚体系的改革，或者通过调整现行治理体制，最大限度控制和缓解改革中可能出现的转型危机。要知道，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不是治理问题，而是转型问题。如果控制住了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变数，或者说中共足够自信和胆量承受阵痛，那么对于整个官僚系统的改革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也会在此过程中产生意想不到的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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