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之际，汉堡各界人士100多人前来参加三位“汉堡之子，南京好人”（Hamburgs Söhne-die guten Deutchen in Nanking）事迹展览开幕仪式。这三位汉堡人就是拉贝、京特和克勒格尔。他们在日寇南京大屠杀时，不顾自身安危，组建安全区，保护了众多中国人的生命。他们的事迹至今被南京人民铭记。
“汉堡之子，南京三好人”
这次展览是由南京档案馆和汉堡移民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下午14.00点，开幕仪式正式开始，由博物馆馆长莱默斯主持。南京档案馆馆长束建民首先发表讲话说：我们很高兴来到美丽的汉堡举办这次展览，目的在于缅怀这些德国友人和国际人士，在当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对南京人民的仁爱之心、正义之举，表达一份感激之情，彰显中德人民铭记历史、热爱和平的主题。当年在那黑暗的日子里，共有24名外籍人士留在了南京，其中就有6名德国人，而3人来自汉堡。他们是汉堡的儿子，也是南京的好人，他们是人类和平的捍卫者。
接着中国驻汉堡总领馆楼了凡副总领事、汉堡市经济、交通和创新部国务秘书布辛格、汉堡总商会尼斯泰特女士、西门子汉堡分公司主管施莱纳、东亚之友协会常务副会长维特女士、海德堡约翰・拉贝交流中心主席助理姜郁春等发表了讲话，表达了加强中德交流的愿望和主流社会对这一展览的关注，并共同为开幕式剪彩。这时观众涌向展厅，回顾那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
拉贝事迹与拉贝日记
拉贝全名约翰・拉贝（John Rabe），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汉堡，父亲是位船长。拉贝出生的老屋就在汉堡老港区不远，现已不存，原址如今建有古纳雅尔出版社（Gruner + Jahr）的办公楼，楼前一砖墙上嵌有拉贝纪念牌，说明系拉贝诞生屋原址。
拉贝中学毕业后在汉堡一家出口公司习商。1908年他来到中国，先是在北京为汉堡的一家公司工作，后来升任西门子公司驻北京代表处的负责人。1932年拉贝被派往南京，担任这里的西门子公司代表处主任。
1937
年七七事变，中国开始全面抗战。12月13日南京陷落，古城立即陷入黑色恐怖深渊。当时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被俘军民遇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陷落前后，
拉贝正好在南京。他已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决心留下来，和一些外国人出面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该会由15名委员组成，推选拉贝担任主席。他们在中华民族的危急时刻，出于正义感和仁爱之心，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尽其全力照顾、保护、拯救处于日军暴行恐怖下的中国军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无私的人类之爱，他们的崇高品质及其发挥的作用，应受到人们永远的纪念和大力宣传。
他们决定建立一个安全区，约占全城面积1/8。南京大屠杀时，25万难民拥进安全区，生命被拯救。日本军队经常无视国际委员会的要求和抗议，在安全区内施暴。拉贝每天都会见到日本士兵的血腥暴行。他只要一听到消息，就立刻亲自赶到现场去，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尽力保护那些当事人。
南京人对拉贝的评价很高，1938年春节，在他院子里避难的几百名难民献给他一块大红绸布，上面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鉴于拉贝的人道主义行动和对保护难民所做的贡献，国民政府曾授予他一枚蓝红白三色绶带玉石勋章。
拉贝还写下了长达2100多页的日记，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500多个惨案。《拉贝日记》
的特别价值在于它是第一手的历史文献，是关于南京大屠杀最早和最完整的原始记录。德国在二战中是日本的同盟国，
拉贝的日记就特别具有说服力，可以说：《拉贝日记》是驳斥日本否认
南京大屠杀的右翼势力的重磅炸弹。
拉贝1938年回到德国后，在柏林向德国公众作了5场揭露日军
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报告。他还给希特勒写过许多信，希望德国政府采取行动，说服日本人结束这场侵略战争。可是，二战正式爆发，日本成了希特勒的同盟国。
德国战败后，拉贝一家的生活极端困难。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知恩图报的中国人伸出了援手。南京市参议会成立了一个募捐委员会，为救助拉贝募捐，不几日便募得相当于2000美元的捐款，汇给了拉贝。南京各界人士还决定自1948年6月起，按月给拉贝寄赠食物一包，表示南京市民由衷的感谢，以帮他度过难关。拉贝为此感动得流了泪，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勇气。1950年拉贝因中风去世，葬在柏林。
水泥世家京特，南京救人多多
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了很多中国难民的第二位汉堡人叫卡尔・京特（Dr Karl Günther）。他出生于1903年8月11日，不过不是出生于汉堡，而是出生于中国北方的城市唐山。他的一家好几代都是烧砖窑的工匠，而他的父亲汉斯・京特（又译汉斯・昆德，1872-1936）则是烧窑的博士，博士论文就是研究“烧制砖及墙体风化问题的原因及预防措施”。1900年，汉斯・京特被中国的唐山细棉土厂（注：细棉土即水泥Cement的音译，当时也叫洋灰）正式聘任为总工程师，此后他便为中国水泥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国水泥工业的技术奠基人。
唐山细棉土厂早在光绪十五年(1889)就已开办，筹办者为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1832-1892）。唐廷枢是中国第一位现代买办，又是洋务运动的主将之一。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西法采煤的开平煤矿，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洋灰厂，创办了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的保险公司。李鸿章称赞他说：“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该厂1891年正式投产，产出了中国第一桶水泥。可惜次年唐廷枢病故，接办者贪污渎职，导致水泥质量下降，再加上水泥原料都是 购自广州香山一带，船运成本过于昂贵，1893年该厂入不敷出不得不关闭。1900年，由开平矿务局会办擢升为总办的周学熙（1866-1947，实业家）着手恢复细棉土厂。他高薪聘请了精通水泥制造技术的德国人汉斯・京特为细棉土厂的总技师。汉斯・京特也被周学熙的信任和高薪礼聘所感动，觉得周学熙对他有知遇之恩。为了解决水泥原料地太远的问题，汉斯・昆德在唐山跋山涉水到处勘查，采集石灰石和黏土样品反复化验，最后确定唐山的黑黏土和石灰石都是不错的水泥原料，决定就地取材降低成本，这为唐山细棉土厂的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在八国联军侵华的乱局中，唐山细棉土厂连同为其贷款的开平煤矿，被英商墨比公司（Bewick，Moreing
& Co
）伙同其代理人、美国工程师胡佛趁乱窃为己有。这个胡佛后来成为美国总统，任期为1929-1933年。
这时汉斯・京特坚持正义，提供关键材料和证据，使中国方面得以在1906年在伦敦打赢一场著名的国际官司，收回了唐山细棉土厂的产权，随后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并再次投入生产。汉斯・京特用自己先进的西方技术，使中国第一个水泥厂起死回生，并以该厂为依托和基地，协助厂董事会将水泥分厂建到了南京、黄冈等中国南半部，从此，水泥厂从无到有、从北至南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有人说汉斯・京特是中国的水泥之父，这话有点言过其实，因为没有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开办第一个细棉土厂，则汉斯・京特可能无用武之地，但如果说汉斯・京特是中国水泥技术之鼻祖，则当之无愧。如今，仅仅唐山一个城市的水泥产量就接近于整个德国（约3000万吨），尽管如此，唐山从未忘记汉斯・京特的贡献。他还承包经营陶瓷厂，采用德国的技术，将中国传统的陶瓷作坊，发展为现代化的陶瓷工业，中国最早的建筑瓷砖、第一批卫生洁具、第一批电器绝缘瓷柱等，都起源于他经营的启新瓷厂，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唐山陶瓷厂。这也促成唐山成为中国的北方瓷都。1936年汉斯・京特去世。
汉斯・京特有4个孩子，三个是在中国生的，其中就包括大儿子卡尔・京特。卡尔・京特1933年在德获得矿业博士学位，两年后回到唐山工作。曾任启新瓷厂的经理，还为德国禅臣洋行服务。
按说京特家族原本一直住在北方的唐山，与南京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战争改变了这种状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启新洋灰公司在东北的销售市场几乎全部丧失。于是，启新决定，在南京城外东北15公里栖霞山麓新建一个子公司“江南水泥厂”，以便在南京一带，开拓新市场。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江南水泥厂投产在即，但“淞沪撤守，战火迫近栖霞，遂告停顿”，大部分人遣散。怎样才能保住江南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董事会的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以夷制夷！因为德国是“轴心国”，丹麦是中立国，而江南水泥厂则是从德国禅臣洋行购进的电器设备，从丹麦F.L.史密斯公司购进的水泥生产设备，启新董事会以江南厂设备款二成未付，“产权仍属丹、德”为 由，请丹麦和德国以债权人的身份派员入驻南京，以保护该厂。于是德国禅臣洋行请卡尔・京特、丹麦F.L.史密斯公司派遣辛德贝格迅速赴南京。这两人分别冒险绕道南下，于1937年 12月4日同一天抵达南京。随后，启新董事会委托卡尔・京特代理厂长。九天后南京沦陷。
为了防止日本飞机轰炸工厂，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到达的当天夜里就让裁缝制作了巨大的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悬挂在工厂上空。工人还用石灰和木炭，在地上组成黑白两色的德、丹两国国旗。这些举措使该厂免于轰炸。南京沦陷后日军进行了为期 6周的屠杀，日本兵追杀到这座占地2400亩的水泥厂门口，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对他们说，“这里是德国和丹麦合资的企业”，拒绝鬼子入厂，保护了逃入厂子的难民。来厂的难民随后增至近2万人，他们因不敢外出，食物极为短缺，卡尔・京特命手下打着德国旗，去村民家收购粮食，回来再分发给难民。面对许多被日军打伤和贫病无力医治的难民，卡尔・京特“延（请）医生护士设临时诊所，并商请鼓楼医院轮派医生，为难民义务诊疗”。日本兵屡闯难民区索要“花姑娘”，
卡尔・京特
不分昼夜，每次都带着翻译挺身而出，极力劝阻。面对这个“轴心国”侨民，日本兵不便惹他，只得不情愿地掉头。
南京大屠杀过后难民返乡，而卡尔・京特夫妇与日本人的斗争持续了8年。日本人企图迫使江南水泥厂为日军生产军事物资，代理厂长卡尔・京特巧妙周旋，8年未生产一桶水泥。抗战胜利后，江南水泥厂戏剧性地成了关押1万多日本人的战俘营，不可思议却又可悲的是，卡尔・京特作为战败的轴心国德国公民也被关在了其中。当地老百姓听说以后，很多人给国民政府写信为他辩白，恳求当时的南京市国民政府不要将卡尔・京特遣送回几成废墟的德国。当时的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回复了难民信，卡尔・京特恢复自由，免于遣送。中国政府还给卡尔・京特颁发了一枚红十字勋章表达谢意。卡尔・京特此后一直在江南水泥厂工作到1950年，47岁时返回德国。他于1987年去世，享年84岁。骨灰被撒入大海，没有留下墓地，但他在汉堡郊区Wentorf的自家院子里，种下的中国银杏树依旧枝繁叶茂，生机勃勃，象征着南京与汉堡的友好联系。其夫人伊迪丝・京特女士2002年81岁高龄时携儿子重返南京，将当年拍摄的水泥厂难民营照片，赠送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卡尔・京特的女儿英格丽特是1949年在南京出生的，如今67岁了，这次亲自来参加“汉堡之子，南京三好人”展览开幕式。
克勒格尔最先报告南京大屠杀
克勒格尔（Christian Kröger，1903-1993）生于汉堡西部的Ottensen，是一名火车司机的儿子。他先做机械专业的学徒，后来成为出口工程师。1928年，受德国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总部在汉堡的礼和洋行（Carlowitz
& Co
）委派来到中国工作。作为礼和洋行的销售工程师以及克虏伯公司的代表，克勒格尔负责德国机械设备在中国的安装、调试和投入运营等工作。他的业务范围包括，一座小型兵工厂的机械设备和山地炮制造工艺、冶金厂设备、造纸厂、焦化厂、蒸汽机车等等。起初，克勒格尔主要在太原工作，但足迹遍布中国南北。1936年他在南京认识了将来的未婚妻布瑟小姐（1911-1956），所以他申请调到南京工作。当时布瑟小姐在南京先是在德国军事顾问团、后来在德国大使馆担任秘书，直到1937年夏天为止。那时，国民政府聘任了大批德国退役将军组成军事顾问团，包括赛克特和法尔肯豪森等人，帮助培训军队，制定抵御日军的军事计划等。
那年，克勒格尔从德国度假后回到中国，在上海工作了几个月就去南京工作。不久淞沪会战打响。南京遭到轰炸，他先把未婚妻送走，自己又回到南京。眼看日军就要打到南京了。11月22日，拉贝被选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提议克勒格尔担任财务总管。两人是汉堡同乡，关系很好。克勒格尔很快成为拉贝最得力的助手和战友。克勒格尔用自己的照相机拍摄了不少南京陷落前后的照片。34岁的他表现得勇敢而无畏。拉贝评价他说：“他的本职工作是安全区财务总管，但他却参与了多方面的工作。……他在我们这些人中行程最远，跑遍了城里城外。”“如果事关从日本兵手里解救出一个贫苦的平民，克勒格尔一定在场。”
1938
年1月16日
，克勒格尔被允许离开南京，去上海结婚。1月23日，他和一群日本士兵上了一节敞篷车厢，当晚到达上海。克勒格尔一到上海就接连做了几场报告，他说：“我在上海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众多来自德国和中国的采访也让我感到十分疲惫。” 克勒格尔在上海做报告又接受采访，引起世界媒体的很大反响。日本恼羞成怒，甚至连日本驻伦敦大使吉田茂都出面，公开予以“驳斥”。但是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已经传遍世界。
克勒格尔在上海只呆了一两周，随后就被公司派往香港，在那里他与布瑟小姐举行了婚礼。1939年他们回到德国。1985年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成并开放。次年，克勒格尔给波恩的中国大使郭丰民写了一封长信，寄去了自己的文字材料，包括当年所写的《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他希望这些材料在南京大屠杀50周年纪念活动中可以用到。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当中，克勒格尔不仅是第一个成功地离开南京、并在上海向国际媒体公布日军暴行的委员会成员；而且在东京审判结束后，时隔几十年的时间，克勒格尔也是第一个站出来，愿意为南京大屠杀作证的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1993年他在汉堡郊区Buchholz医院中去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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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之子，南京好人”（Hamburgs Söhne-die guten Deutchen in Nanking）事迹展览开幕仪式结束后，南京档案馆一行5人，将继续前往丹麦奥胡斯，举办展览，介绍丹麦人辛德贝格在南京的事迹。但汉堡的展览将一直持续到4月15日。 地址Ballin Stadt，Veddeler Bogen 2，在地铁（S3）Veddel站下车几分钟就到。电话040 319 79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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