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关于李克强的传闻不断涌现：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持续下行，金融和货币市场的大幅动荡，“无能为力”的李克强应负主要责任；李遭习排挤，经济决策方面被边缘化——习的首席经济智囊刘鹤的势头压过了李克强，与前任们相比，李克强成为史上“最弱势“总理，再配合上李身体不佳的传言，甚至有说法称李“只干这一届”。
这种传闻伴随习近平总书记权威的不断加强，更被渲染的煞有介事。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李克强在2016年中国“两会”总理记者会上答记者问（图源：新华社）
李克强“弱势”是中国政治“新常态”的表现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总理一般认为是扮演者经济民生等内政国务“大总管”的角色，这在李克强身上似乎尤为明显。相比于朱镕基和温家宝时代，中国总理在包括反腐败、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外交等超出经济领域问题的发声和作为，李克强确实表现更少。不仅在平时很少表态，像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总理记者会上，即使被记者追问到港台、南海、朝核和外交等非经济议题，李克强只是笼统简单作答或是转引到经济层面来回应，可以想象，如果换作是温家宝，肯定又是要引经据典的侃侃而谈了。
在非经济议题上的寡言，确实使得李克强看起来比前任们都要“弱势”，但是应当看到，伴随着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权威的上升，给人留下“弱势”印象的不光李克强，对于其他常委来说，何尝不是和李克强有着相似的“处境”。眼下，包括李克强在内的任何一位常委跟习相比都黯然失色，即使备受关注的王岐山，话语权也仅仅落在纪委工作方面。
当然，之所以出现常委“弱势”的局面，不能不提习式集权，提到集权就不能不提“小组治国”。“小组治国”是习式集权的突出表现。
有着专项政治职能的工作“小组”诞生毛泽东时代，在毛之后的中国领导人都设有小组，但运作一直较为神秘。在习近平执政后，通过新一轮的增改合并，这些小组逐渐从神秘走向公开，权力也随之加强，习近平有史上“最强组长”之称：习前所未有的身兼七个小组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资讯化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权力管辖范围涉及到了所有执政关键领域。
这些小组的运作特点，一般认为它们虽为常设，但并不需要日常办公，多数只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小组的副组长由其他六名常委分别兼任。这样，“习组长”便通过“小组”对原有的权力格局进行深度调整和强化集中，如此，伴随着习的集权，外界不能再以传统政治习惯看待李克强等其他常委角色——在小组治国的习近平时代，邓小平时期所设计的常委权力制衡的功能减弱，以小组治国为特征的习式集权确实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九龙治水”的格局，而这，就是中共高层政治格局的 “新常态”。
刘鹤挑战李克强？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被习近平称“对我很重要”的刘鹤一直备受外界关注。今年1月，中财办主任刘鹤与美国财长杰克·卢就人民币汇率政策通电话，这被认为是习近平对李克强规避经济风险“无能为力”的不满以及直接绕开李克强要主导经济决策的信号。
当然，虽然更加“专注”经济，对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和金融市场动荡的严峻形势，并非要完全归咎于李克强；对于刘鹤这样的经济智囊从幕后走向前台，也并非预示着李克强经济上被夺权。实际上，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形势非同以往，习近平在非常时期，用非常之人，采取非常手段，但也不可能完全绕开李克强。而且，在自贸区建设、简政放权、下放审批事项等具体经济领域的务实作为，证明李是习施政和改革的合格配合者。
习近平绕不开李克强，刘鹤更不能。身为中财办主任的刘鹤等从幕后走向前台，确实是个值得关注的情况，但外界应该逐渐适应这位经济智囊的不断现身，应该像看待王沪宁这个政治智囊一样看待刘鹤。作为曾辅佐三代总书记的中共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南海智囊”称号海内外皆知，这也是一个从神秘走向公开的过程，而且，即使在十八大上晋升政治局委员，在各种内政外交场合伴随习近平左右，也没有见到王沪宁对其他高层官员构成挑战。刘鹤也是一样。
自十八大以来，作为中国“第二次”改革的掌舵人，习近平早已通过他的一系列集权和改革手段证明他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中国政治也进入一种“新常态”，但显然，中共仍然是集体领导制而非个人专制。在此过程中，作为国务院总理的中南海“二号”人物李克强，仍是习近平施政“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政治助手，是中国经济的关键决策者，也是习近平造梦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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