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一度出现“批薄射刘”的局面，历史上被说成是高岗在背地策划的反党活动。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以“新税制”为靶子，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以过渡时期总路线统一党内高层思想，而导出的必然结果。所以毛泽东才是这场“批薄射刘”的总后台，高岗表现的只是突出而已。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图源：人民网）
“新税制”引起的风波
正当毛泽东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因税制改革引起各地强烈反响。
1952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政务会议的决定，发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为配合宣传，《人民日报》发表了《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修正税制的目的是“保证税收，简化纳税手续”。1953年元旦开始执行，由于仓促出台执行，导致市场物价出现剧烈波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北京市委、西南财委、河南财委、天津财委纷纷向中央报告“新税制”引起的混乱，以及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各地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应。1953年1月15日，毛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指出：“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经，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诉我。此事我看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信是批评出台刚半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于是，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赴各大中城市检查，并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解决发生的问题。经过努力，执行新税制中所发生的较大问题，很快采取了补救措施，得到妥善解决。
2月10日，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粮食部副部长陈希云三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由吴波把税制修正作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会上，毛泽东尖锐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薄一波说：“毛主席这些批评的话，比信中又进了一步，语气更为严厉，批评重点仍侧重于‘事先没有报告中央’，而且把错误提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当时听起来，不免感到震惊。”
40年后，薄一波回顾说：修正税制本身虽然是一项业务工作，但检讨起来，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缺点。操之过急，工作过粗，具体条文修改得不适当等。我作为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应当承担这次修正税制工作中所犯错误的责任。好在新税制执行的时间仅半年，许多问题一暴露出来就采取了措施加以纠正，直至停止执行。当然。也应当看到，新税制确曾赶到过保税、增税的作用。
异乎寻常的重大举措
从1953年初对新税制作出严厉批评以后，毛泽东在组织上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周恩来的地位受到削弱，刘少奇受到指责，使高岗掌握了更多的权力。
其一，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
对毛泽东因新税制批评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意见，周恩来不敢怠慢。2月19日，他召集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习仲勋等座谈，讨论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意见。随后，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为中央主持起草了一个决定。这就是在3月10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三、重新规定了现在政府工作领导同志的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这样，周恩来事实上就只管一个外事口了。
此后，又对政务院所属各财经部门的领导关系重新作了分工。5月1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经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规定：
1、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2、所属的铁道、交通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3、所属的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划归财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4、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5、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委员薄一波代理。以上表明，在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之后，一方面政务院总理要对政府全面工作负总责，但周恩来只能具体管涉外的几个部门，其他各部均直接对中央负责；另一方面，又把政务院所属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划归了高岗领导，这不能不被认为是对周恩来权力的极大削弱，而对高岗权力的加强。
其二，指责刘少奇擅自签发中央文件，并指示暗查刘少奇的历史。
5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命杨尚昆检查未经他看过即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毛在信中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8月1日（以前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由于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刘少奇负责。毛在这里所作的指责，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刘少奇的。更为严重的是：1953年春天，毛泽东要高岗亲自查看沈阳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经过，张秀山（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有过一段详细说明：“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由“新税制”问题引起权力的重新分配，组织上对刘少奇不信任的表示，联系到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意欲重选接班人的意图，显然也为高岗所领会。这就是高岗在此后积极倒刘的直接背景。
毛泽东报告总路线
6月12日，全国财经会议开幕。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系统阐述。尖锐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提法，是不符合总路线的右倾思想的表现。这显然是对包括刘少奇提出的“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新税制错误在内的定性。
毛批评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二是周恩来1952年1月5日在全国政协第34次常委会讲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政策时说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毛批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三是“确保私有财产”。出自1951年2月1日和3月11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财军政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春耕生产十大政策的布告。核心是保护农民在土地改革中获得的果实。毛批评：“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以上被批评为“右倾”的三句话，其实都是在毛泽东提出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以前说的和做的。这几句话的思想，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和此后经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而是正确的。毛泽东所作的批评，实际上是把建设新民主主义同向社会主义过渡对立起来，是对自己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批判，并对此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长远的影响。
毛泽东的长篇讲话，概括起来，核心是“要在十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那种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所以被批评为“右倾”，恰恰是不符“使资本主义绝种”这个根本主张的。
批评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成了主题
1953年6月11日，全国财经会议一开始，（逄先知、金冲及在《毛泽东传》中指出）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很显然，他是要以这条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这条总路线上来。
在毛泽东看来，“新税制”的问题反映了党内相当多数的高级干部，思想仍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在继续搞什么新民主主义，与他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相距甚远。因此，毛泽东决心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以“新税制”为靶子，展开一次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以唤起党内高级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
对会议出现“批薄射刘”的情况，当事人薄一波回忆说，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同志“放炮”，进行不适当的责难。
实际情况是，起初只是针对中财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如中央对地方照顾不够，统得过多，过死等。李先念在发言中举例说，下边连针头线脑都没权掌握，困难很多。中央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发言批评薄一波不支持东北建设。高岗事先对东北代表交代说，东北代表不要先发言，要谦虚谨慎，提意见时不要太尖锐。因此，张明远的发言，主要是批评中财委对东北在抗美援朝中负担过重的问题重视不够，中央调拨的物资不能及时到位等。
6月15日，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对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的批评，随即导致人们对薄一波的批评升级，并联系到党内在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分歧。于是就有毛泽东要薄一波在会上做检查的指示。
7月12日夜，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信中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着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7月13日，薄一波在扩大的第13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第一次检讨。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薄一波成了“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批评持续了约两个多星期，由对新税制的批判，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观点的批判，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讲话。从而形成“批薄射刘”的局面。当时有些人发言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维也夫”；谭震林拍着桌子说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饶漱石的发言也很激烈。
关于高岗在会上的发言，据张明远回忆：高岗的发言是他找几个人研究后，由马洪起草的，经过张闻天修改，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言词并不尖锐。据高岗说，他的发言稿不但请周总理看过，还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也给少奇看过，他还同少奇当面交换了意见，他向少奇表示，为了弄清是非，即使因此受处分，去当县委书记，也要坚持原则斗争到底。还说这一次少奇同意了他的意见和发言。
高岗发言以后，薄一波曾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有些问题提得太高了。高岗拿出发言稿给他看，上面有多处毛泽东批改的地方，提到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
在8月11日的总结会议上，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除检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错误观点外，还检查了关于土改、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错误。
毛泽东的结论讲话
8月11日，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结论，是经毛泽东审阅改定的。结论指出：“修正税制的错误，是违反党的二中全会决议在这个方面所规定的原则的错误。”“这正是在经济战线上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表现，正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8月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二是要“反对分散主义”。毛说：“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12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毛泽东这个讲话，不只严厉批评了薄一波在“新税制”问题上的错误，还点了他在互助合作问题上的错误，并要在全党展开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无疑是要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中作一次全面的思想清理，以扫除与总路线不合拍的思想障碍。
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这次会开得不错，各大区能把意见摆出来，对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有人说这次批评薄一波另有后台，说财经会议有两个司令部，这话不对。如果说有后台的话，这个后台是谁呢？那就是我。只有一个司令部，我就是司令。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上的事情我都知道，总理的总结代表了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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