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农业部一份《指导意见》引发关注，这份意见全称《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1亿亩以上，适宜主食加工的品种种植比例达到30%，主食消费占马铃薯总消费量的30%。
中国农业部拟推进马铃薯主食化。图为2014年2月17日，山西省太原一个销售市场，一名供应商在一堆装满土豆的麻袋面前抽着烟（图源：Reuters/VCG）
马铃薯，这个原产于南美洲的小家伙真是餐桌上广受欢迎的单品，然而要做成主食想到的却是欧洲的炸薯条和土豆泥。不过中国人是不可能将这两种事物视为主食的，马铃薯面条、马铃薯馒头才是最终归宿。而以中国人对吃的追求，就算把土豆做成佛跳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任务。
中国有句俗语：民以食为天。在人们对吃的孜孜追求的几千年里，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中国也获得了“烹饪王国”的美誉，成为世界三大美食国之一。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国人在开拓食料资源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山顶洞人的饮食清单上有鹿、野猪、野牛、羚羊、狗獾、野兔、鼠类、鸵鸟和各种水产品。今天法国人视为上菜的蜗牛也曾是中国人的家常菜肴，只是在漫长的历史中被淘汰了。
在一阵阵的肉香中，原始人的体质得到了改善。不过中国人的餐桌上也从来不缺蔬菜。《内经》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膳食原则：“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配……养静益起”。不光吃，还要吃的讲究，吃的健康。
可见，吃货帝国从一开始就把技能点点歪了，全用在了吃上。后果就是饮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处在内核位置。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指出，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未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当代作家王蒙认同饮食文化的地位，认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是中国文本、中华饮食、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法。
举个例子，自商周开始，祭祖的三大礼器鼎、尊、簋无一不是宴飨所用。而将烹调方法喻作政治，大概只有中华一家别无分号了。
在这种浓厚氛围的熏陶下，就连孔子也说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名言，而后世之人，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
虽然在与西域、南亚、南美有交流前，中国人餐桌上的食物有限，虽然没有铁锅火候不足，可是先秦时代的人们，已经懂得以蒸、烤、煎、炸、烹、炒的方式，与火候一起担负起调味大任。《吕氏春秋·本味篇》就有精辟的论述：“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故久而不弊(指腌、腊、酱肉之类，久贮而肉不致腐败变味)，熟而不烂，甘而不浓，酸而不酷，咸而不减(即苦涩)，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腻。”
最能代表个时代饮食的是周八珍：淳熬：肉酱油烧稻米饭；淳母：肉酱油烧黄米饭；炮豚：煨烤炸炖乳猪；炮：煨烤炸炖母羔；捣珍：烧牛、羊、鹿里脊；渍：酒糟牛羊肉；熬：类似五香牛肉干；肝网油：网油包烤狗肝。
而到了秦朝，富甲一方的吕不韦已经体现出中国人对食物不求好吃但求不同的一面，他认为最美的是猩猩的嘴唇、猪獾爪后跟的软肉、鸭的尾巴、象的鼻子、牦牛的尾巴等。
等到张骞出使西域，中国解锁了更多的食物。更为重要的是，汉代高台火灶取代先秦地灶，铁釜取代先秦陶、铜釜，两者相互配合，大大提高了烹饪的火力和便利性，为讲究火候与五味调和的中华饮食文化和饮食品种的多样性发展创造了条件。
唐朝对于爱吃的中国人是另一次狂欢，本身就带有胡人血统的唐王朝开辟了一条丝绸之路，一时间胡食风靡，中华饮食呈现出一幅绚丽的景象。随着文化品位的提高，对饮食开始追求营养卫生，发展了医疗养生保健食品，如治白发的“甘露羹”，酒醉后用的“醒酒鲭鲜方”等。，追求饮食的色、香、味、形、器的综合艺术效应，以高雅的文化艺术溶入饮食生活之中，如茶道的兴起、酒文化的风靡等，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追求精神生活的享受。
这种追求反过来促进了饮食行业的繁荣兴旺，各种餐馆、食肆、酒楼、茶肆如雨后春笋出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然而唐朝只是个开端，宋朝才是真正的爆发期。这时，延绵几百年的坊市制度终于被废除，夜市的盛行让平民百姓终于有了夜生活，这种大发展最终催生出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郑家油饼、湖上鱼羹等著名风味食品，而且还注重食品的形象和包装。
也是从宋代开始，中国各大城市相继出现苏粤川鲁四大菜系的饭馆，为了适应各地口味，这些菜系或多或少改变了一些做饭，同时几大菜系身处一地，自然免不了互相借鉴，想要清鲜，可以清蒸、清煮、白灼、清炒，可用酱油、耗油、茄汁、糖醋、醪糟、姜汁、蒜蓉来吊味；想要浓香的方法更多，无论蒸煮烧炖煎炸烤焖，都可以做出酥香、油香、熏香、奶香、辛香、辣香等等滋味。清鲜与浓香两个基本型因做法、调味方式的不同，最终绽放出千百个菜来千百种味。
回到马铃薯，虽然要让其真正加入主食的队伍，还有一些技术关口需要突破。然而只要一旦解决，马铃薯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占据主流，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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