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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有“肯定是个贪官”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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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四川省农业厅、省水利厅、省政府救灾办等部门任职的范敬超,退休后决定回乡“干一件大事”——种柑橘。范敬超回乡种柑橘的事被媒体曝光后,备受赞誉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质疑——“你的项目资金怎么弄来的?”“肯定在任时又是个贪官。”埋头8年,在范敬超的带领下,当地柑橘园的种植面积达10100亩,投产果园每亩平均收益1万元左右。最让他得意的是,“村民终于信我了!”(3月22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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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四川省农业厅、省水利厅、省政府救灾办等部门任职的范敬超,退休后回乡种柑橘。

一个退休厅官的创业经,在重塑“新乡贤文化”、提倡官员“告老还乡”的语境之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然而,真正点亮这则新闻的,不是退休厅官回乡创业做致富带头人的事迹,而是“在任时肯定是个贪官”的质疑。创业是需要大笔资金的,公务员工资并不高,人家怀疑你的钱从哪儿来,不能说是胡搅蛮缠;但是,这样的质疑确实会让人寒心,让很多退休官员因此不愿“告老还乡”。

相比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乡村无疑是个熟人社会,人口本来不多,谁家的老本都很容易成为他人的谈资。从农村走出来的退休官员或者社会贤达,很多人之所以老来不愿归乡,除了城乡差距巨大不适应乡村生活之外,担心吃力不讨好恐怕也是重要原因——被人动不动就质疑“在任时肯定是个贪官”的感觉,可是不好受。过去,媒体在报道退休官员告老还乡时,总喜欢从道德的视角做文章,强调个人道德无比高尚,借此改变家乡贫困面貌;不能说这种煽情的报道全是水分,但仅仅指望道德的褒扬能够重塑所谓“新乡贤文化”,想必是徒劳的。

像这位退休回乡创业的厅官,既能给家乡带来实际好处,也让自己收获创业果实,这才是真正可行的双赢路径。因为,市场经济要远比道德说教,更具有可复制性。但是,这就必然涉及所谓“原罪”问题。如果你原先是个官员,现在突然拿出大笔钱回乡投资,人家就要怀疑你“在任时肯定是个贪官”。退休官员固然可以心怀坦荡,但架不住嘴巴长在别人身上。

某种意义上,“肯定是个贪官”是信息不透明和机制不健全的代价。因为人们无法通过正规渠道知晓官员财产信息,也没有健全的离任审计与退休审计制度——因为不清楚,所以就怀疑,公众既无法查询核实,官员亦难以自证清白。如果官员财产一直都是公开的,有脉络可寻,有数据可查,相关审计制度也颇为健全,官员退休后自然不会被疑“肯定是个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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