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海仲裁委原副主任汪康武、宁波原市长卢子跃、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被纪检部门调查，以及两会期间中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王珉落马，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又有多名“老虎”被拿下，也让反腐再一次成为热议话题。值得注意的是，舆论场中唱衰反腐的论调已经由“反腐终结论”、“反腐阴谋论”变成了“反腐影响经济发展”。对此，著名学者周其仁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反腐有利经济”，同时还放言：“中国不缺干部，你不干就别干了！”
反腐影响经济的声音时有出现（图片来源：VCG）
自中国大陆掀起反腐高潮后，民间舆论中就不时有“反腐终结论”、“反腐过头论”、“反腐自黑论”、“反腐政治斗争论”等诸多话语出现，大陆官媒曾对类似的歪理邪说进行过一轮集中的理论驳斥。
进入2016年后，中纪委“打虎”节奏不减，但随着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逐步凸显，舆论场中关于反腐的“奇葩”论调也有所转向，“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的声音开始抬头。官方从年初开始，在各种场合对类似的说法进行批驳，不少国家级官媒和地方官媒也在最近纷纷刊文跟进。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两会上，山西、四川两地的一把手甚至亲自上阵，用各种数据、事例来说明“反腐是对经济有利的”。
有观察者指出，官方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内反复进行舆论引导，恰恰说明宣传效果并不理想，“反腐影响经济”的说法依然有市场。很多老百姓只看到了不少官员在反腐高压下一味“求稳”，以前能办的事情反而在“多一事不如不出事”的心态下变的难办了，特别是各地一些涉及经济的事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滞。至于官方宣传的反腐对经济发展的益处，很多人只是有个朦胧的概念，至于反腐是如何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内心并不十分清楚。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看来，反腐不但不影响经济，还能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道理，在于降低了“体制成本”。近日他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环境，行政权力“过多的在市场里做事情”，就会产生腐败。用权力交换审批、用权力交换租金，各地政府那些豪华的大楼、奢华的吃喝、高昂的三公经费，都是企业的“体制成本”，最后都由企业来买单。
“大家多少年就是这个工作模式，所以到了把脸一拉，真照党章来办事的时候就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吓的很多官员不敢动了。”但周其仁认为，一个社会解决任何问题总要付出一定代价，一些官员离开原来的工作模式“不会干了”，但遏制腐败最大的作用是能让中国很多企业家得到“解放”。他通过自身的调研经历指出，中国的企业家们往往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陪官”，而不是研究顾客、研究市场、研究新技术开发。
应该说，如果不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很难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的“海平面落差”，正是释放人口红利、释放廉价生产要素红利的开始阶段。在周其仁看来，“那个时候多吃一点、多占一点、多贪一点都没问题”，因为之前累积的红利体量很大，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些问题。
但经过三十多年的红利释放，两个“海平面”已经靠近，后面又追上了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成本优势已经大幅下降。而“围绕政府的成本”又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占的比重太大，“生产率再高，也支撑不了这样的模式。”这个时候不通过反腐将“风气为之一振”，不把体制成本降下来，会严重损害中国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所以说，反腐是降低中国体制成本的必要措施。至于一些官员在反腐高压下不作为，周其仁提供的解决方案直截了当：“中国不会缺干部，只要能形成一套新的规则，我看还是有大把的人能干的很好。所以你不干，就把你手里的权力去掉，你就别干了。”这其实与习近平对领导干部“真抓实干，勇于担当”的要求相契合，如果一些官员还抱着“因为受组织培养多年所以自己是最不坏的选择”的想法，很可能将面临淘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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