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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党产:勾连两岸的黑色记忆

国民党从中国大陆运走多少黄金到台湾一直是个谜,蒋介石“总账房”吴嵩庆之子吴兴镛曾通过计算得出700万两的天价数字。不过这一切都有了答案,国民党中常会3月16日下午由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委林佑贤进行“国民党党产报告”,提到国民党把当时中央银行227万两黄金,合计约10亿美元,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抵台湾。

党产问题一直是国民党挥之不去的隐痛,面对民进党可能的清算,新党主席郁慕明坚持国民党不能妥协,他痛批绿营,指出若按绿营清算党产逻辑,那么应先将当年国民党带来台湾的黄金和故宫文物归还给国民党或大陆。这句话,再一次将两岸勾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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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湾国策智库”2016年3月10日召开记者会要求处置国民党党产(多维记者:王士荣摄)

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黄金政策是其整个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政府的黄金政策不外乎是为了充实法币准备和扼制通货膨胀,频繁出台的黄金法规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一些作用,然而不法官僚和奸商相互勾结,黄金投机买卖盛行,导致国民党的金融政策总是失效。国民党政府既然不能阻止通货膨胀,只能直面沸腾的民怨。

随着国共内战的打响,国统区的经济问题愈发严重。在一切以抗日抗战为重的大前提下,人民对通货膨胀还可以忍受。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的爆发,使得国民政府军费急剧增加,引起财政赤字直线上升。1948年8月中旬,上海米价每石高达法币近6000万元,金价每两超过法币5亿元,法币已接近于失去支付功能,濒临崩溃的边缘,由此导致国民党控制下的区域尤其是大中城市社会的极度动荡不安,民心思变。

经济崩溃令民怨沸腾不说,国民党军队的战争补给大受影响才是更要命的。毫无疑问,靠着继续印钞已经无法满足国民政府的运转,更不用说维持战争了。蒋介石必须行动起来,以保证内战可以持续。

1948年7月,蒋介石已决意改革。在收到时任经济部长王云五的改革方案后,蒋前往上海告知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嘉。之所以用的是告知,张几次直言如无实体经济或硬通货作为基础支撑,光在票面上改革,并不能解决财政危机。蒋介石固然知道兹事体大,却认定币制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非改不可。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经过国民党中政会与行政院的简短讨论后,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放。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

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按以上要旨,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条例。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国民党将币改的实施重点放在上海。

金圆券发行的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意,也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金圆券。据上海《大公报》23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则没有那么容易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蒋经国一一召见他们,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上海煤炭火柴大王刘鸿生对亲信说:“蒋太子满脸杀气,不敷衍不行啊!”他很快被迫交出美钞230万元、黄金8000两、 银元数千枚。就连曾为蒋介石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赏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也不得不交出外汇114万美元。

这种铁腕行动,一度让中国民众重拾信心。然而也就至此为止了,国民党的顽疾决不是一个蒋经国可以治愈的。

现在一般认为蒋经国的失败在于查办扬子公司未果。蒋经国体面无私的查封了孔令侃——蒋经国继母宋美龄的外甥——的公司,却在蒋介石的亲自干预下功亏一篑。然而蒋介石不干预,币制改革就能成功吗?

蒋经国以其强硬的手腕守住了上海的物价,但上海之外的城市全部失守了。能冻结了四十余天已是蒋经国手段了得,然而10月4日,物价再也守不住了。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彻底放飞了物价。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暴涨近百倍,从每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11月11日,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金圆券一举贬值80%,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

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受金圆券风暴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内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大资本家的财力和资源去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亦不如乡间农民或无产阶级的无产可贬。在金圆券发行初期,他们或被迫、或出于信任政府,将累积所得的财产换成金圆券,旋即化为废纸,而得到不过是蒋经国一句“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

国民党政府虽然因金圆券发行,搜得民间的数亿美元金银外汇,却失去了国内本来最应倾向于他们的阶层:城市人民的信任与支持。1948年中,国民党在军事上已节节失利,金圆券风暴令国民党在半壁江山内仅余的民心、士气亦丧失殆尽,最终只能在风云飘摇中,将这223万两黄金运抵台湾,成为国民党经营台湾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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