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回忆：父亲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文革”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图源：AFP/VCG）
“文革”初期，和父亲的谈话，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还耐着性子听。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我又一次念经似的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道：“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些什么，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事虽然父亲没有完全说服我，但是对“文革”的怀疑，从这也开始了。
早在前一年的1966年8月，团中央已经改组了。中央“文革”有人说，“团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说“右”得不能再“右”了。现在父亲这番话，是否又有“右倾”之嫌呢？但他说得那么认真、威严、斩钉截铁，又指出了毛主席写的是那篇文章、那个时间、那段话，既然战争年代都把生产建设视为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那么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我国的生产建设吗？自奉为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能不考虑吗？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1971年，当时全国上下大批资本主义，大兴“斗私批修”、“消灭私字一闪念”。这时父亲已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虽已获“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赋闲”在家。那时，我还在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工作。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有些地方纷纷关闭农村集市贸易的自由市场，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口气。他突然问我：“什么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当即回答说：“那就是有资本家、有资本还有剩余劳动。”他又问：“那你看这集贸市场呢？”我说：“那也是啊！沾到钱了，沾到交换了嘛。”他说：“你错了，你还是个大学生啊！你们学过《资本论》没有？”我说：“没好好学。”于是，父亲详尽地向我讲解了物物交换和资本增值，分析了农村集贸市场的交易方式与资本增值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当时父亲说：“我们现在老是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实际上我们的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学习已经降到最低点。”
有一天，父亲又问我：“你对斗私批修怎么看？”我说：“私是万恶之源。”父亲问：“你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说：“当然是唯物论啊！”父亲说：“不对。私心、私的观念是意识形态问题，你不能把这个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他说个人利益、个人的愿望这个应该是合理的。虽然还在“文革”中，父亲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严格区分开来，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极左”路线的方针政策有着深刻的思考。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父亲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文革”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解决知识青年返城问题，青年人的就业问题，社会上的待业问题，这是父亲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主持参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1979年是全国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滚滚，怨气难平，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下跪请愿，群体卧轨，七万人罢工事件，震惊了中南海。当时，华国锋和胡耀邦对下乡知青是十分同情的，但在解决问题时，刚开始还停留在怎样改进工作，加强领导，制止干部违法乱纪的思路上。
当年5月29日，父亲在听取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工作汇报时，触及知青返城问题，他立即和全国的就业问题联系起来。他说：“要下决心解决就业问题。有关这方面的好经验你们要登报。要不厌其烦。不惜篇幅。知青办应推荐。”
6月13日、14日、15日三天，父亲抱着“要把就业问题说到家”的态度，一口气谈了三次就业问题，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着十分惊人的前瞻性和准确的判断力。在30年前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的时候，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时叫集体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并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
父亲有个习惯，爱记数字，爱算账，对数字的加减乘除得心应手，尤其是对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有几百万青年要就业，今后每年要增300万，到1985年要2,000万？现在700万，再过几年2,000万待业人员怎么办呢？”
当时，我党在宣传上，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他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要着重谈一个问题，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
6月15日，他又提到北京新大北照相馆：“北京新大北照相馆，青年组织起来，利用早晚在露天引客，自由选景，态度很好，邮寄不要钱，顾客很多，一天赚五元钱，等于十三级干部。放手搞，自负盈亏，搞点税收。”
他反问，“服务不光彩？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什么不光彩？”
他对一件来料加工的合同未能签署，痛心疾首：“今年美国的商人想加工眼镜架子，要同我们订加工6,000万副的合同。他送原料来，结果回答人家我们办不了。这种现象听了叫人痛心。一方面有大量人待业，一面好多事情没有人干，饭馆、旅馆、理发、缝衣服，多呢，现在缝衣服排队，多的要等半年。”
我还记得为知青、青年人就业问题，父亲在家中的院子里和北京市政府领导叶林、王纯同志互相交谈过。王纯同志谈到，北京就业门路很多，真正利用起来，人还不够，青年人是宝贵财富，其创造的财富更多。我在一旁听到，都十分惊讶，心想，“就业问题不是天大的难事吗？他是不是在说大话？”我记得，耀邦同志还去考察过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下为知青开辟的营业点，参观后，据说他心情并不好，他希望青年人应该脚踏实地，对现在的就业应有长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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