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林文月1933年出生在上海的日租界，在12岁之前她一直都是以日本人的身份存在的，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她又忽然变成了中国人。这种身份的转变很突然，小小的她还有些不太适应。
台湾总统府也是日本人所建（多维记者：王欢/摄）
论述、散文、翻译，林文月先生专擅的三种“文笔”；也正是借由经年累月、谨严琢磨的三种“文体”，林文月教授凝思运笔，营构了纷繁婉丽的文学之“理型”（Idea）的世界，并以“一支敏感而温柔的笔”（余光中语），与事态人情、风景况物，做不倦的倾心交谈。
凤凰文化对林文月教授的访问，是在她到香港参加台湾目宿媒体新推出的“他们在岛屿写作Ⅱ”系列文学电影中的《读中文系的人——林文月》的首映礼之时。虽然有重头活动等待，今年已经是“八十（岁）后”的林文月先生仍旧不疾不徐，娓娓道来。一切的问询、思虑，就从她出生在上海日租界的往时往事，延拓开去。
上海往事：从战败国日本人到战胜国中国人
凤凰文化：林文月老师，在台湾的作家里面，您的日语经验和日文的修养都很特别。特别是您作为中文系的教授，同时会做很专业的日本文学的研究跟翻译，这其实是您的文学历练的一个尤其重要的方面，这应该是跟您个人的成长环境分不开的。
林文月：身在中文系而跨行去做日本文学的工作，这已经变成我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先讲一讲我为什么会以中文系的人而做日文的研究，或者是翻译。这是因为我的生长背景，我是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出生的、台湾人的女儿。在那个时候所有台湾人都是日本的国籍，那是因为战争失败，台湾被日本控制，我们那时都算是日本公民。虽然我们是在上海，但是我住的是上海的日本租界。我从出生开始，我的第一母语就是日本话。我在家里有时候会听爸爸跟妈妈讲一些话，尤其他们不想让儿女知道的事情，他们就偷偷的用台语讲，慢慢的我们也就会听了。
还有一种就是跟附近的或者是家里帮忙的阿姨，他们讲话就讲上海话，这三种话是我一开始会接触到的，很自然的会的一些语言。
凤凰文化：对于您真正的母语，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并且熟悉起来的呢？
林文月：母语，你说的是中文，那就要到我10岁、12岁的时候。日本败了，我们就变回了中国人。很有趣的是，也有一点伤心，因为在上海的日本租界的台湾人很快就变成了中国人，对我来讲我的记忆是这样：我在上海的日本学校读书，有一天学校播放广播，叫我们学生老师都到礼堂，去听很重要的天皇报告。我们就都到那里去了，不久日本天皇透过无线电给全国，包括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宣布日本无条件的投降。我的周遭、我的前面，我的老师们他们就开始哭泣，我们这些学生也都受到这种感染，大家哭泣，我也哭泣。因为我觉得我是战败国民，怎么办？可是过不了多久，台湾人现在变成了中国人，“我们”又成了战胜国了，所以我们很快的就要改变这种情绪，这对于小孩子来讲是有点奇怪的。我在我的小学里头只有我跟我的妹妹是台湾人，其他全部同学都是日本人。一下子间，我们就从战败国的子民变成了一个战胜国的。可是那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的上海人，就对我们有一种很不谅解的看法，说你们这些人在那里插太阳旗，怎么一下子又变成战胜国呢？你们是汉奸走狗。在上海的台湾人也有一点很不能够适应，当时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威胁的。
凤凰文化：当时的日租界的台藉人士，比如您的父亲，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回应这种国族认同的问题呢？
林文月：当时包括我的父亲在内，有一些日本籍变成中国籍的台湾人，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团体，想要表示一下我们会效忠于中国，于是他们找一个小孩子，少女献旗，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献给当时接管的将军。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需要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去献旗，我爸爸看来看去发现我的年纪正好合适，所以就带着我。那一天很紧张，一群叔叔伯伯带着我去原来的海军陆战队——现在变成将军所在的办公室。原来日本的孩子上学时经过那个地方，是要向警卫的日本兵来鞠躬的，后来我又以中国人的身份代表去献旗，说起来也是很可笑。而又因为是仓促发生的事情，我的发型还是标准的日本女孩子的那种发型，制服也是日本学校的制服，来不及换别的衣服，我们就去了。
这样我们就变成了中国国民。但是街上的人不太习惯这样，我们也有一点不习惯，他们还是会常常会骂我们是日本的走狗、是汉奸等等。我父亲得知形势的改变，他就带着我的妈妈到法租界暂时躲避一下，家里一些佣人和我哥哥，比较大的孩子在家里，还是守着。但是后来也不敢再住上海了，太危险了，我们虽然变成是中国人，还是不太一样的中国人。所以匆匆的，我父亲洽商他的上海朋友，他们有小船，是专运火柴的到台湾去。我们当时跟其他的亲戚，不超过15个人，坐那条船，跟满船的火柴一起，一路上走走停停，到了台湾。
回到台湾 一切都很新鲜
凤凰文化：当时是从哪里登岸的呢？上岸之后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是不是跟之前想象的“故乡”有很大的差别？
林文月：是到的基隆港。靠岸的时候，我看到岸上的人跟我们以前看的人不太一样，当时我们离开上海，是在二月的时候，我母亲穿的还是皮大衣，因为上海的天气很冷，我们也都是很厚重的衣服。可是基隆的岸上一些小孩子穿着短裤、短袖子的衣服，戴着一个木箱子卖冰棒。我想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是我的家乡，我们上去以后坐车子，一路还看到山，在上海举目就只是看到房子，一层一层的房子，比现在的香港当然是差了很多的，但是看不见树、山。
到了故乡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好新鲜。然后我们就去读台湾人的中国学校，因为那个时代不准讲日本话，而是想要赶快推行中国的国语。我到了台湾，在六年级的国小上课；我们的老师其实也是一样，突然转变成为中国人了，中国国语怎么讲，也不是很清楚了，所以他们要教国语的时候，头一天先去补习，第二天才来教我们。因为不可以用日本话解释，他们就用台湾话讲课。可是，对于我来讲国语我也不懂，台湾话我也不懂，所以第一次的考试我不及格，这是很新鲜的，当然有一点难过。同学看到我是从上海来的人，他们就会问我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上海的钟都是金做的呢？我也不知道，我平常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他们也好奇，但是他们问我的问题我几乎都答不出来，我觉得我跟你一样可以讲日本话，但是不可以，老师也不可以讲。他们讲台语我也一知半解，所以我觉得我小小的年纪，一会儿这样的人，一会儿是那样的人，变来变去的，我都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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