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6年以来，特别是中国“两会”前后，王珉、王阳、卢子跃等多名“大老虎”被“打”，中纪委实行“回头看”的几个省份也有多名厅官落马，让反腐再一次成为热议话题。不过，一些官员在持续的反腐高压下，本着“多一事不如不出事”的心态，“为官不为”的现象逐渐突出，甚至助推了“反腐影响经济发展”之类的奇谈怪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祁凡骅3月2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中央能否对领导干部群体形成新的激励机制是今后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一大挑战，他建议从变“圣人”教化为职业要求、期望值管理、心理健康管理等三个方面来解决官员懒政怠政的情况。
2015年以来，中国各地相继开展了“为官不为”、“慵懒散拖”等专项治理活动，试图通过行政问责、公开曝光、政治教育等形式解决上述问题，大陆官媒也进行过多轮次的舆论引导。然而有评论指出，“运动式”的专项治理并未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一些企业经营者深受“不作为”之害，这也是民间舆论中“反腐影响经济发展”之类的论调有所抬头的根本原因。
在祁凡骅教授看来，目前的情况反映出社会精英阶层在高压反腐的问题上存在共识障碍，特别是领导干部群体，当中的一些人或者因为曾经有过权力寻租的行为，或者因为福利待遇的下降，或者因为骤然间变严厉的政治纪律，其内心并没有对反腐形成真正的认同感，自然也就出现了懒政、不作为等现象。
李克强对官员的这种尸位素餐现象早已深恶痛疾。2015年，李克强不仅把为官不为的问题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还曾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怒斥“处长治国”，认为很多政策部长会议已经拍板，却在处长那里转圈圈、等签字。曾撰文指出，不作为是一些官员对于反腐的“软抵抗”。
李克强曾严厉斥责某些官员“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图源：新华社）
祁凡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共高层在国家治理问题上的主要挑战之一。目前中国政府对于为官不为的“严厉问责”，以及各地的专项治理活动，着眼点都是管制与惩罚，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形成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此，他给出三条建议：
一是对官员的教育需要从“圣人”教化转变为“职业”要求。中共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一直奉行“好人与圣人”标准，这对于高级领导干部是合适的、甚至是偏低的；但对于普通干部来说，这种标准高了，从而产生形式主义、说一套做一套等应付行为。所以，应该让各级公职人员回归职业道德本元，使其认识到自己从事的首先是一项职业，同医生救死扶伤、教师教书育人、消防员勇于救火一样，要求从业者通过专业知识与技能、提供服务创造价值以及遵守职业道德来获取合理报酬。具体的实施手段，包括修订完善2003年公布的《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开发修订公职人员职业道德培训课程材料等。
二是需要对领导干部进行期望值管理。祁凡骅表示，在中国当上领导干部后，房、车、医疗、养老都有大幅度高于普通人的待遇，还可能有一定的灰色收入。这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对做领导干部工作的回报期望值是很高的，国家公务员岗位每年上百万的报考者，其中很多人看重的也是公务员的社会地位、高福利，甚至是权力寻租的机会。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后，全面从严治党，原来的这些特权和福利已经被大大压缩了，但与发达国家的公职人员相比，“优越性还是很明显”。但是，这已经与某些在职领导的内心期望值形成了落差，干工作的动力自然不足。鉴于此，中共组织部门需要对公职人员进行期望值管理，让他们明白，原来的特权、福利、灰色收入是不正常、不合规的，以后永远不会有了。假如新常态与他们的人生追求不符，要鼓励他们转换职业，到市场上去实现自我。在祁凡骅看来，这是解决官员消极怠政问题的关键手段。
三是需要实施干部队伍心理健康管理。最近几天，东北特钢集团董事长杨华上吊自杀的消息再次引发人们对于公职员人非正常死亡现象增多的关注。祁凡骅认为各级政府除了应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领导干部个人进行心理干预之外，组织部门还应该在新任领导职务及重要岗位非领导职务上岗前，增加岗前心理测试，防止“带病提拔”。
同时，严格落实公职人员带薪年休假制度也是心理健康管理的重要内容。祁凡骅建议中央主要领导可以带头休假并通过媒体公开，形成舆论氛围，即定期休假的干部不仅同样能干好工作，还能促进工作效率提升。另外，还要遏制愈演愈烈的“加班风”。根据调研发现，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加班”出现了基于“政治表态”而非实际工作需要的现象，这同样容易引发官员的消极怠政与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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