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极端民族主义，既包括汉族的，也包括少数民族的，是民主的天敌。
西藏最近发生的大规模冲突，让我立即联想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我并不是说，两者是一回事，或者说，责任永远在政府一边。我只是如实说出我的联想；而且我相信，中外人士产生这种联想的决不在少数。这就表明，「六四」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并没有散去。如果执政党不能从类似的社会冲突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并改进其法治和社会治理的能力，悲剧还将一再发生。分清责任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汲取经验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
有新闻自由才会有真相，有真相才会有正义。但是，比新闻自由更基本的问题是，近百年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内战使我们中国人养成极端主义政治文化。十几年来，本人一直在倡导走英美式的、「先自由后民主」的现代化道路，「促成中左、中右两大中派的联盟」，遏阻极左、极右和极端民族主义等极端主义势力；其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既包括汉族的，也包括少数民族的。极端主义是民主的天敌，这是民主理论的基本常识，不幸的是，不少西方的热心人士却在全球各地鼓动这种东西??有热衷於鼓吹不顾条件立即实现普选制的极左激进民粹民主的，有大力推销极右的市场万能论的，也有把所谓的「民族独立、民族自决」当作不容置疑的神圣教义到处宣讲的。
其实，这种「民族自决」的神圣教义不过是少数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而已。你不能一面指责汉族的民族主义，指其为「中国威胁」，一面又大肆煽动中国少数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
「人权」实际上是西方文明极其特殊的历史的幸运产物，是长久历史演进出来的制度和能力；中国的问题恰恰在於完全没有这样的历史，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相应的制度和能力。应当承认，「胡温新政」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共产党」，中共的观念转变不过刚刚开了个头，制度创设和能力培养根本就无从谈起。
由於毛时代崇尚粗野、鄙视文明的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在现代文明认知和行为的许多方面，目前的中国根本就是一个远低於常识水平的国家。我们必须从这个低的水平做起：首先要把目前的实质上是「不许游行法」变成允许游行法，政府官员要把公民依法游行示威看作一个健康社会的常态，要懂得「不许合法的和平示威，就一定会有非法的暴力示威」的常识性道理。
由於逃亡西方之后达赖喇嘛学会了西方主流文明的人权和民主话语，而中共却由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僵化固执，至今仍然不会讲当今世界文明人类所喜闻乐见的人话，於是，让达赖喇嘛处处占尽上风，而使自己处处被动挨打。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不切实际的极端理想主义在世界上制造的悲剧不计其数，「民族自决」的理想也是其中之一。如果按照老百姓「没事别惹事」的健全常识，除非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异族的压迫不堪忍受，否则，片面的、未经对方认可的，尤其是诉诸暴力手段的「民族自决」根本就没有什麽合理性可言，更遑论什麽「神圣性」！
藏独站不住脚的原因
西藏独立要想站得住脚，几项原则我看是必须遵守的：一、绝对不允许使用暴力；二、至少需要有一切利益攸关方的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最好是一致同意；而西藏作为中国西部的战略制高点，边界外侧又有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向来和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夹缠不清，在目前的现状下让西藏独立，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无法想像之事；三、如不能一致同意，不同意的和利益受损的一切成员必须得到足够补偿；四、历史的旧帐必须能以理性的、和平的、双方都认为是公正的方式清算，比如边界划分、移民安置、财产分割等等无穷无尽的问题；五、确保独立后的西藏能与中国友好相处、相安无事。显然，这些目前都难於做到。
反对藏独、疆独、台独，实实在在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意愿，而且，这种「民族主义」也是西方教给中国人的，尤其是，被西方人的文明傲慢和种族主义、不平等条约、殖民----帝国主义的征服扩张刺激起来的。
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天下主义、四海一家，只有「华夷之辨」即文化优越论，没有民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这个历史事实，很可惜，大多数西方人根本就不知道。
有鉴於此，我的意见是：西方人一定不要到中国来鼓动各种打着神圣旗号的极端主义；如无重大的理由，外国人不要轻易碰中国的民族问题，特别是其中那些既不懂中国历史、也不懂自己的历史的西方人，插手这些无比麻烦的问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只能激起中国人的极端民族主义，破坏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作者：周舵，六四天安门事件「四君子」之一（其他三人为刘晓波、高新和侯德健）。北京民间独立学者。发起并主持社会公益事业「烛光工程」。南非KMI驻中国首席代表特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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