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韩愈的文章《马说》中有一名句为人熟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感慨千里马怀才不遇的同时，也证明了人才选拔中伯乐的重要性。
1982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胡耀邦、邓小平、陈云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兆国(左一)、书记处书记陈昊苏(右二)在大会休息室里。（图源：新华社）
不拘一格降人才
中国自古便自有一套选拔人才的准则。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空前激烈的政治、经济、军事竞争的需要使得各国都锐意变革图强，他们网罗人才、竞相纳士。这时即有重金招聘、设计求贤，也有贤者荐贤、献策自荐等方式。
孔子当时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知人方法：一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二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强调要认识一个人，不仅要看他交什么朋友和做事的方式方法，还要了解他的心理状况，再看看他言行是否一致，就可以了解这个人的品德和才能了。
到战国时期，魏国宰相李悝总结出“五视法”：第一，居视其所亲。与贤人亲，则可重用，若与小人为伍，就要当心；第二，富视其所与。如只满足自己的私欲，贪图享乐，则不能重用，如接济穷人，或培植有为之士，则可重用；第三，达视其所举。一个人处于显赫之时，若任人为贤，则是良士真人，反之，则不可重用；第四，窘其所不为。当一个人处于困境时，若不做苟且之事，不出卖良心，则可重用，反之，则不可用；第五，贫视其所不取。人在贫困潦倒之际也不取不义之财，则可重用，反之，不可重用。
“德行道艺兼求”这一先秦选士制度特点奠定了后来两汉察举制的基本格局与方向。从两汉开始，察举制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途径。汉朝根据不同需要设立各种科目，指定有关官员担任举主，依规定荐举相应人才，经朝廷检验后给予录用或升迁。
定期的察举科目称为常科或岁举，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要求贡举的为特科、制科或诏举，如贤良、文学、明经、有道等科。察举的对象，既有平民，也有现任的吏员。孝廉科是汉代最主要官员来源。
魏晋南北朝时将察举制改为九品中正制。在中央任职，“贤有识见”者，由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中正必须是二品现任中央官。由中正以簿世（谱牒家世）、行状（才干、道德）、乡品（中正鉴定）为标准查访评定州郡人士。
然而这项制度到西晋中期逐渐变质，实际上官员都从世家大族中选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从南朝开始，面对寒人庶族逐渐越过九品中正治制的障碍，进入或混入士族行列，原本世家大族为防止庶族进一步假冒士族，便编写谱牒，谱牒学成为一门学问。
后来隋唐采用的科举制逐步改变这种门阀士族局面，政权逐步向平民开放。这个制度，又以唐代的为最好。特点在于：在礼部考试及格就叫进士及第，就有做官的资格，却又并不立即授官，还要由吏部再考一次，也就是教育部考了人事部再考。大约“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既有知识又有能力，才能做官。
宋朝将此制度折半，凡是科举上来均能做官。不仅造成大量会读书不会做事的人充斥官场，还造成朝廷无官可授用，出现大量闲人。按照钱穆先生的话说，读书人成了“政治脂肪”，而且堆积在“心脏”周围，这个国家还有不得冠心病的？
一项制度，沿用下去，必然有流弊丛生。科举选士制度到王朝末年已经选拔不出经世致用的人才了，有识之士多有批评。晚清诗人龚自珍有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四化的第三梯队
人才对于政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中共建政后却将人才以阶级划分，“出身论”成为主流的人才选拔标准，红五类、黑五类、老子英雄儿好汉……类似口号在当时见怪不怪。
文革之后，人才选拔似乎逐渐恢复正常。老干部重新出山掌控局面后，在中央搞了个“第三梯队”名单。
1984年，这份名单出炉，有1,100多人，按照当时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经过层层的考察最终上报给中央主要领导人。
这份名单在当时的平均年龄是43岁多，大专以上文化的占到了85%以上，所谓“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占83%，“剥削家庭出身”的占11%，而出身于干部家庭——亦即“副部以上的高干子弟”——的占5%多一点。
后来1985年、1986年、1987年，在1984年“第三梯队”名单的基础上，分别推出了三个更新后的版本。后来开十五大、十六大、乃至十七大、十八大，报纸上登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名单，很多看过那份名单的之情人士都会会心地一笑：“很多人都在那份名单里”。而第十七、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两位之外，皆是名单中人。
在茫茫人海中选择真正的人才需要大智慧。国家能否选贤任能，事关国运的兴衰。古今中外都是把官吏的选用制度视为国本。鉴于“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千年之叹，切不可盲目自信，被眼前利益诱惑而固步自封。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