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第50年，也是文革结束40周年，中国人习惯在逢五逢十对重要历史事件做些纪念或者反思。尤其是对于文革这样不但造成深远影响，覆盖多个领域，而且几乎左右了每一个当时时期个体命运的事件，反思就具有了更多的内涵，不仅限于勾画复原历史真相，还在于作为镜鉴解剖当下，提供依据决策未来。
可以看到，围绕文革这个概念与时间点，近来出现许多类似现象，从任志强引发舆论风暴当中被人指摘的所谓文革批斗做派，到“大字报”意味十足的公开信事件，及至由公开信引发的管制、炒作等系列发酵效应，再到渐趋展开的讨论、问答。一个可以抽出供引申探讨的话题是，在对文革的态度和评价上，不论是中共党内还是民间，都出现了保守与激进的两种倾向，而文革的开始，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概括为政治倾向的极端化表现，那么在当下的中国，在当前的语境中，是否存在某种倾向过渡激化，以致裹挟民意，对中国现状产生致命危险的可能性。
在3年前，习近平曾宣称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和封闭僵化的老路，这被视为对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明确回答。在2013年APEC会议上亦曾言明，“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
但明确的表态并不意味着挑战的自动消失，思想上“左”“右”之间针锋相对的愈演愈烈，官场上新例旧例凸显的内部矛盾与分歧，网络上壁垒分明的站队等，其背后都可以看到相当数量与分量“民意”的存在。
而当“民意”被裹挟和鼓动之后，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势必都会形成一股力量以实现其诉求的变现，继而对中国既定道路造成具有危险性的冲击。
拿下周永康、薄熙来的政治联盟，被认为是扫清了一次“八一九事件”式的政治图谋。“八一九事件”是指1991年8月19日至8月21日在苏联发生的一次政变，当时一些强硬的苏共官员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太过分，因此试图废除其总统职务并取得对苏联的实际控制。尽管无法准确定性周薄联盟的政治意图，但是从媒体间所透露的信息看，极有可能是一次危险的动作。虽然薄熙来发起的左倾运动式治理被消除，但同样也证明其代表的倾向是具有市场的，至少在中共党内不难找到拥趸和潜在的盟友。值得警惕的是，保守派势力尽管不愿意在话语权上表现的过于高调，但他们通常居于庞大的既得利益层中，其实际运作和调动的能力往往不可预期。
对于中央权威，其危险性可能是难以预料的。
而在另一方面，有无可能出现一个中国版的叶利钦呢？同样不能否认这种可能，甚至要注意到这种“叶利钦式”的激进派倾向已经在庙堂和朝野之中获得了可观的孕育成长，同时因为他们在现时掌握着公共话语场域的强势地位，他们的价值观还对青年世代拥有难以估量的输导和指引作用。
激进派要求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西化，这是中国经济借鉴西方经验获得飞速发展的一个必然影响，同样也是中国政治的独特性在经受全方位对比之后的一个必然影响，当然，激进派声音之所以得以快速铺开，也不可忽视西方某些势力着意的培养和感染。
以近年来公共舆论场域中盛行起来的“公知”群体为例。可以发现，尽管娱乐化思潮分走了很大比重的中国人的整体注意力，对公共事务能够获得的关注度和可能造成的思辨风气形成一定的消解作用，但这仍不足以掩盖中国人的政治热情。对“公知”动辄成百上千万巨量关注的背后，凸显的是年轻一代正在对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做出了某种自己的判断和图画。
应指出的是，这些判断和图画虽然看上去极具自主性和独立性，但它们同样可以在一定的操作下得以实现，并最终变为所谓“民意”的产品，对激进倾向的裹挟予取予求。
当然，决不能放大所谓“键盘侠”效应，它无法全然真实地反应民意的全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像当年叶利钦所鼓吹的“民族主义”“自由”等口号，它也并非不可能转化为一种可观的动员力量。
事实上，近一段时间以来习近平对意识形态的着眼或正基于对以上两种倾向的判断。通过扫除周永康和薄熙来，习近平已经向外界表达了自己对于保守回退的态度，而对于意识形态、媒体层面等的布置和约束，则传递了对于激进派所欣羡的西方价值体系不会让步的决心。
这种收紧目前已经令许多温和的和激进的自由派感到不适。在人们期待这并非常态的同时也应看到，变革和约束都在相伴生长，现在的适当收紧会是一种过渡状态，正是为了使得改革步骤和强度有序可控，而整体上能不断推动稳步开放，确保实现“大胆探索”和“稳妥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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