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六日，是宣告文革正式爆发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五十周年，当年笔者还在上小学。半个世纪以来，对文革的回忆、研究、评论和反思浩如烟海，笔者仅从个人的亲身经历出发，写几点对文革的反思以及文革对当代的启示。
以群众运动和纪委反腐，都不可能成功
毛时代的中国虽仍处于十分贫困落后的状态，但由于执政党垄断了一切、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整个执政党仍然一步步滑向“脱离群众”、蜕化变质、腐败堕落、特权横行的“深渊”，即使以毛的无上威望、全方位的政治思想教育、严峻的党纪国法也无法彻底遏制。由于无法移植西方以三权分立、舆论监督、民主选举等反腐的方式，毛不得不“另辟蹊径”，试图利用他擅长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去彻底铲除党内的“修正主义路线”，遏制执政党的制度性腐败蜕化，这是毛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历史早已证明毛的这种反腐方式彻底失败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造就了无数悲剧，代价极为惨重。
当今中国的反腐运动，既无法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也依然无法移植西方的反腐方式，只得采用以各级纪委为主导、各级公检法相配合的方式。各级纪委的办案方式与明朝的东厂、锦衣卫异曲同工，都是绕开官府和法律反腐，向各级党委直至总书记直接负责；纪委在党内的地位、在民众中的形象与前苏联的契卡、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相似，这些是“纪委反腐”的先天性不足。公平地说，习王主导的反腐运动，惩罚力度不可谓不严厉、波及范围不可谓不广泛、涉及级别不可谓不“高大上”，但这种反腐方式仍然是党纪先于国法、黑箱作业，办谁不办谁、办案的标准是什么，外界无权得知。反腐的主要目的是借机铲除政敌、维护自己的地位，这与毛以“修正主义路线”为名铲除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群雄如出一辙。可以说，自文革起，在一党制的框架下，中国能试的反腐方式都试过了，却仍然无法从根本上铲除执政党蜕化变质的土壤、从源头上扭转执政党整体腐败堕落的大趋势。但是，中国若开放多党制竞争、确实实行三权分立制衡、开放舆论监督、给民众以选举权，大规模的制度性腐败是遏制住了，但共产党也离下台不远了。共产党当然不会做这种自掘坟墓的傻事，所以只要共产党当政，“从根本上铲除腐败得以产生的土壤”云云，只能是与“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一样不可能实现的梦呓。
为什么千百万“顺民” 一夜之间变成“暴民”？
文革中全国各地有大量被揪斗者因精神崩溃和受到人格侮辱愤而自杀，或被残酷殴打身亡，其中包括中共许多功勋卓著、没有死于日本人和国民党人之手的 “走资派”。文革“红色恐怖”之广泛之血腥，连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望尘莫及，为人类史上仅有。
是什么原因让文革中千百万“顺民”一夜之间变成了“暴民”？绝大多数论者将这一现象归咎于毛的煽动和煽情，广大被洗脑的“人民群众”愚昧、素质低下，对毛盲目崇拜，踊跃响应毛“造反有理”的号召，以及中国人善于内斗的民族劣根性。但经过这几年的思考，我认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试归纳于下。笔者认为：毛虽然鼓吹“造反有理”、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宋彬彬说“要武吗”，但不是公然号召打人杀人。
一. 等级森严的红色王朝 “新中国”美名其曰是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实则是个实施“无产阶级专政”铁腕统治的等级森严的红色王朝。与元朝将人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一样，红色王朝也将人分成四等。为打下“红色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中高级官吏、军队将校，是红色王朝的一等人。他们高高在上，手握生杀大权，拥有各种特权，代表执政党严密监视、统治着下面的三等人。红朝的二等人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人数最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红朝的依靠对象和社会基础。不过，虽然红朝给了二等人很高的政治地位，但口惠而实不至，二等人依然贫穷不堪，只有努力做贡献的义务，没有特权。红朝的三等人是“可以改造利用”的知识分子、中农、城市工商业者等。由于政治地位低下，三等人只能夹着尾巴做人。红朝的四等人是毫无政治地位、被列为专政对象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
二. 歧视与迫害播下了不满和愤怒的种子，贫穷与饥饿积累了广泛的怨气 毛泽东金口一开，毫无社会统计数据为依据地将红朝的第四等人钦定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实际上因为第四等人的配偶子女也被归类于准第四等人，以及第一二三等人随时可能因为犯有政治过失等小错，无需法院宣判即可被界定为第四等人，以致第四等人的人数越来越庞大。他们等于一辈子被监外执行的囚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些人即使不全是“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者，至少是不满现状、希望自己在政治上能有翻身出头之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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