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史学家过去一直不知道引用世界史来对照中国史，造成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中华文明世界第一的假象。直到了近代十九世纪，被西方坚船利炮痛打了，才认为中国落伍了，至于自己何时落伍的一点也不清楚。因为洋人每一次区区几万军队，就能长驱直入大中华心脏首都，而且每一次都能轻松地击败兵力庞大的中国军队，直到抗日战争都是如此“以多败少”。要问为何会这样弱不禁风、虚弱不堪？都是糊编乱造一气，把一个明朝说得还好好的，强大得不得了，国富民强得到处淌油，让西方人来华一看都会目瞪口呆、不断赞叹，却只是以后被满族这个败家子统治后才全面落后的，又都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不争气所为，与本民族特性无关。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的事实逐渐显现（图源：网络）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向来就是这么一笔糊涂帐，一笔自导自演、自作自画的伪历史；没有明显的阶段划分，平铺而来，平铺而过；世界史上发生的重大突破，在中国，丝毫不予对照反省到底为什么没有发生，一切都是这么轻巧巧的被一笔代过。而到了现代，糊涂帐越积越多，在党史上、政治史上模糊不清的事件更多、更频繁。只要对己不利的问题，全部都可以驾重就轻地掩盖不谈，那怕涉及到几千万人死亡的重大灾难都可以深深地隐藏起来，避而不提；本党领袖所犯错误的性质，更是一代而过，只剩下全都是辉煌伟业。这种历史观十分卑劣，也是我今天为什么需要纠正的原因之一。
一个伟大民族不知道反省自己的缺点在哪里，一直不懂得有自知之明，一天到晚只会肉麻的自我吹嘘，自己颂扬自己，又拿不出划时代的人物和成果出来，以证明自己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在哪里；只知道贬低别的民族和国家（叫“西方国家”），以此欺骗和蛊惑本国人民，整天探照灯专门对着别国身上照缺点和不足，这样的民族能称得上叫伟大民族吗？吹嘘我们大家叫“伟大民族”的一部分，也只是为了绑架之用，实际上最终还是为了说明它们自己才是真正伟大光荣正确、本事通天、战无不胜。前面说到的“伟大”都是为了起到衬托作用，包括“人民”一词，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之用。
“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我们一直受这种宣传教育的影响，难道不提优点就不叫“长志气”了吗？何况并没有优点只有缺点的情况下，还要这么虚构优点，这又有什么好处？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华文明就已进入到缓慢发展阶段，是由于内部没有剧烈的对立面展开竟争的环境，惰性孳生，没有变异的动力推动，加上满足于农耕稳定的小农经济社会，不思进取，每一个朝代都在自吹自擂本朝的功绩产生（和当朝党国心态一样），这样一代代被夸大了的成就的雪球，越滚越大，写成正史，流传下来，才形成了如今浩瀚繁多的中华正史。下面我要介绍的是欧洲史，以此对照来分析中华文明为什么会落伍的其中原因。
之所以欧洲文明古代一直平行着，中世纪已经开始若超越东方文明，并一直在持续不停地进步着，得力于它们没有统一的一国中央政权所垄断，各国、各民族始终一直处于独立的生气勃勃的竞争状态，如百花争妍之势，必然会出现许多新思想、新发明、新创造、新突破。始终一直处于对立的质疑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交流中。直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又叫启蒙运动，如排山倒海之势刷新了欧洲文明，才有了突飞猛进的飞跃，并把老气横秋的东方文明远远抛在身后。因为欧洲文明进行的是接二连三的链式反应。
欧洲之所以能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飞跃，是因为随后又发生了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给了欧洲以不可阻挡的推动力。科学革命主要发生在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1543年）至牛顿发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之间的一个半世纪里。同样，工业革命的根源可在17世纪的历史中找到；那时，西北欧国家“充满着如系统的机械发明、公司组织以及对金融财团和贸易公司的股票的投机之类真正的资本主义现象”。但是，这些革命的世界性影响都是直到19世纪才被充分地感觉到。
牛顿对支配天体运动的若干定律的发现和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对政治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近代民族主义若无印刷和电报之类的技术新发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政治影响了科学，给科学进步以强有力的促进的法国革命就是其中一例。政治还影响了经济，“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的地方最繁荣。”
所谓科学革命，胜过自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事物，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均降为仅仅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事件，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的内部的替换。回顾起来，似乎科学革命甚至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具有更大的意义。农业革命使文明成为可能，但是，一旦前进了这一大步，农业就没再作出进一步的贡献。科学则相反，恰好借助于它的研究方法而不断地稳步发展。科学本身包含了无限进步的可能性。此外，科学是人类全体的；由于科学以客观的研究法为基础，科学是非西方民族所普遍尊重和追求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产物。实际上，正是科学及与它有关的技术，使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因此，从前的从属民族如今正力求通过弄清楚西方对人类作出伟大而独特的贡献的秘密来矫正不平衡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革命对研究世界历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的原因所在。科学的根源可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古典时代的希腊和中世纪的穆斯林世界。不过，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原因似乎在于，只有在西方，科学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三者实现联合，互相促进才会成为可能。因此，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大大促成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
原先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割断的孤立的存在着。所有人类社会中的匠人都发展了狩猎、捕鱼、务农以及加工木头、石块、金属、禾本科植物、纤维、块根植物和兽皮等方面的某些技术。他们通过观察和试验，逐步改进自己的技术，有时使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如爱斯基摩人就是这样。不过，所有近代以前的社会所取得的进步的程度都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原因在于，匠人仅仅对制作罐子、建造房屋或制造小船感兴趣，并不为根本的化学原理或机械原理操心。他们对因果现象之间的关系不探究。总之，明确说来，匠人关心的是技术上的实际知识，而不是科学上的潜在原因。
匠人缺乏“概念系统”。相反，这样的系统历来是哲学家（在近代以前的时代，知识分子通常称为哲学家）所关心的。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哲学家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既不了解，也无能力处理。他们认为自己是超脱世事的，把时间用于思索永恒的真理或试图使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成为人的头脑所能理解的东西。无容置疑，哲学家和匠人在某些时代里确曾一道工作，使复杂的历法、导航设备和古代的日常仪式得以产生。然而，实情仍旧是，直到近代以前，发展的趋势始终是朝着分离——朝着思想家与劳动者相分离的方向进行。
西方的伟大成就是使这两者联合起来。知道实际知识与了解潜在原因的结合，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推进了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成为今日的支配力量。
为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在西方呢？一个原因在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学者和艺术家强烈反对中世纪的整个生活方式，努力创造尽可能与古典时代的生活方式相似的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希望通过穆斯林和经院哲学家的变形眼镜来看古人，而是直接求助于原始资料，亲自掘起雕像、阅读原文。他们可以接近的不仅有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还有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这些学者曾促进了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各门生物科学中得到的鼓舞。医生们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伦的全部著作，博物学家们则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迪奥斯科里斯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但是，应该强调，文艺复兴时期仍然还有反科学的另一面，巫术和对魔鬼的研究的复兴就是一个例证。
若无西欧的缩小匠人与学者之间的鸿沟的有利的社会环境，人类学识上的这些成果独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学革命。匠人在文艺复兴期间并不象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那样受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尤其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实用工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有这些行业都由自由民而不是象在古典时代那样由奴隶经管。这些自由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并不象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统治集团相距很远。文艺复兴期间工匠的地位的提高，使工匠与学者之间自文明开始以来一向非常脆弱的联系能得到加强。他们各自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工匠拥有古代的旧技术，并在旧技术上添加了中世纪期间发展起来的新发明。同样，学者提供了关于被重新发现的古代、关于中世纪的科学的种种事实、推测及传统做法。这两条途径的融合是很缓慢的，但最终，它们引起一个爆发性的联合。
在古代，存在着一种反对创造性的学习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强烈偏见。这种偏见大概起因于古代的体力劳动与奴隶制度相联系；它甚至在奴隶制度几乎消失以后，仍存留于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在“自由”艺术和“奴隶”艺术之间、在仅仅靠头脑完成的工作和改变了物质形态的工作之间划界线。例如，诗人、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属于第一类别，雕刻家、釉工和铁器工人则属于第二类别。这种两分法的有害影响在医学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内科医生的工作没有改变物质形态，所以被认为是“自由的”，而外科医生的工作按照同一标准则被看作是“奴隶的”。因此，实验受到轻视，活体解剖被认为是非法的、令人厌恶的。
威廉·哈维（1578-1657年）之所以能作出关于心脏和血液的运动的伟大发现，是因为他坚决不理睬对体力劳动的这种藐视。数十年间，他一直进行各种艰苦的实验。他切开从大动物到小昆虫的种种生物的动脉和静脉，谨慎、耐心地观察和记录血液的流动和心脏的运动。他还利用新的放大镜来观察蚂蜂、大黄蜂和苍蝇。这一步骤在今天似乎是切合实际、明摆着的，但在哈维的时代，肯定是既不合理，也不显而易见的。据当时杰出的神学家理查德·胡克所说，理性而非实验，才是“人类获得关于合理和不合理的事物的知识”的手段。这表明科学革命对我们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如何根本且无孔不入。但是，对哈维来说，工作于17世纪初叶、坚持实验的方法，是一个需要勇气和献身的、令人难于忍受的智力上的严峻考验。
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地区的开辟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新的植物、新的动物、新的恒星甚至新的人们和新的人类社会相继被发现，所有这些都向传统的思想和设想提出了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伟大的科学倡导者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著作中，有许多地方是借用远航探险作比喻。培根表示自己渴望成为新的知识世界中的哥伦布。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悬岩（旧知识的象征），驶入大西洋，以寻找新的、更有用的知识。事实上，他曾明确地说过，“通过在我们时代已开始习以为常的远距离的航海和旅行，人们已揭露和发现了自然界中许多可使哲学得到新的光亮的事物。”
欧洲的科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同时发生的经济革命。近代初期，西欧的商业和工业有了迅速发展。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随着远东、东印度群岛、非洲和南北美洲的新的海外市场的出现而大幅度增长。工业也取得了显著收益，尤其是在英国；英国采煤和炼铁业的发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这些经济上的进步导致技术上的进步；后者转而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受到科学的促进。远洋贸易引起对造船和航海业的巨大需求。为了制造罗盘、地图和仪器，出现了一批新的、有才智的、数学上受过训练的工匠。航海学校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相继开办，天文学由于其明显的实用价值而得到认真的研究。同样，采矿工业的需求引起动力传送和抽水方面的进步，这证明是重新开始关心机械原理和液压原理的起点。同样，冶金业是化学取得显著进步的主要原因。日渐扩大的采矿作业使新矿石甚至新金属如铋、锌和钴显露出来。分离和处理这些新矿石和新金属的技术必须用类推法找到，并以痛苦的经验予以矫正。但是，这样做时，化学的一般原理开始形成，其中包括氧化和还原、蒸馏和混合的原理。
一个世纪后，这种自信已增长到凭直觉兴奋地期待取得人类的未来成就的程度。那些杰出的英雄人物——笛卡尔、伽利略、哈维及其他人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世界，又与统治者颇有先见之明地赞美分不开。1662年，英国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成立“促进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皇家学会的成员们已意识到在技师与科学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好处，鼓励并协调全国各专业的成果，以搜集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各种资料。“所有地区都忙于并热心于这项工作：我们发现每天交给《皇家学会》的许多极好的奇物珍品不仅出自博学的、专门的哲学家之手，而且来源于技工的工场、商人的航海、农民的耕地以及绅士的种种运动、养鱼塘、猎园和花园。……”
最初，科学从矿山和工场得到的东西比矿山和工场从科学得到的东西多得多。在这早期阶段，科学并不是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对科学的利用是少量、偶而的。甚至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也是如此。但是，到19世纪末，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科学不再处于附属的、咨询的地位：它已开始改造旧工业，甚至创造完全新的工业。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中开始进行的工业革命对英国和欧洲的经济、最终对世界的经济，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工业革命还影响了科学革命，并转而受到科学革命的影响。
科学是一个政府欣欣向荣的原因。科学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起因。科学是那种非常强有力的手段；科学的存在使野蛮的美洲人上升到他们现在所据的很高的地位、拥有力量，科学的缺乏使波斯人沦于他们现在所处的低下地位、蒙受耻辱。科学是使英国人成为印度、埃及、俾路支和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的主人的手段，也是使俄国人当上鞑靼人、吉尔吉斯、、突厥斯坦和高加索穆斯林的统治者的手段。最后，正是由于科学，土耳其辽阔的领土给移交到外国人手中，法国的三色旗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头上招展。……
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为20世纪的不发达世界提供了主要目标，而且为19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提供了经济基础。今天，每个新兴国家在政治上独立生存的意义，又是经济上独立生存的方向——是把工业革命作为自已“起飞”的目标。工业革命出现的第一个前提是商业革命。为了满足这些新市场的需要，工业必须改善其组织和技术。要为工业革命建造工厂和制造机器，就得筹措资金商业革命也提供了这方面所必需的大量资本。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从世界各地源源流入欧洲。
正是这一商业革命引起了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生气勃勃的、扩张型的社会。在这社会中，“要求利润的欲望成了起推动作用的动机……人们通过各种复杂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将大笔大笔积聚起来的资本用于谋取利润。财富的增长工业革命以世界性的规模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使生产率的史无前例的增长成为可能。
工业革命不能仅仅归因于一小群发明者的天才。天才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18世纪后期起作用的种种有利力量的结合。
这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阶级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政治的格局。这里应该指出，对经济或阶级的考察说明了为什么富裕阶级大体上更喜欢维持现状，为什么中产阶级仅仅需要充分的政治改革，以使他们能参加政治生活，为什么工人阶级需要彻底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以便在获取工业革命的成果方面得到较公平的分配。更明确地说，富裕阶级倾向于保守；中产阶级倾向于自由主义；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应该补充说明，这种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要属于和平的或修正主义的种类范围：虽然工人们对阶级不平等不满，但他们也赞赏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下一步的“链式反应”是政治革命，以后再叙。至此，中华文明为什么会落伍也就十分清楚了。有人说是儒家造成落后，上述这些现代元素在中华史中都没有，还谈什么教派文化造成？一切都是因为中华文明不具备的因素太多太多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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