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香港电影，你会想到什么？周星驰？周润发？梁朝伟？这些认知已经多少跟不上香港本地影坛的转型速度了。这几年，从“反国民教育科”到“占领中环”（“雨伞革命”）再到“旺角暴乱”，当我们还在文字层面分析、记录时，反对阵营已经开始通过影像，重新演绎这段历史了。
星岛新闻集团旗下出版的颇受欢迎的娱乐杂志《东Touch》，为描写“占领中环”的《乱世备忘》导演陈梓桓、《未竟之路》导演林子颖、黄颂朗做专访，编辑在引言中抱怨：“难怪愈来愈少香港主流电影，会真正探讨本土问题”。
这句近乎结论性的评价，带出三个重要问题：首先，香港主流电影是否已经肩负起讨论本土问题的责任？其次，本地文化市场该如何回应逐渐冒起的“本土意识”？第三，现在舆论谈论的香港“本土问题”，与“港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笔者近日买票观看这部曾在“香港独立电影节2016”放映的纪录片《乱世备忘》，在观影和听取观众与导演互动后，很有感触，也想和关心香港的朋友讨论。（“香港独立电影节2016”推出“香港雨伞运动特辑”，其中包括4部电影，除了这部，其余3部是《九月二十八日‧晴》、《未竟之路》及《撑伞》，还没看过，先不在本文讨论。）
在讨论环节，有一位观众问导演陈梓桓，美国总统参选人特朗普（Trump）言行出位，与他所代表的共和党不同，如果共和党将特朗普驱逐出党，不让他参选，这种做法是否符合“真普选”的定义？政治系毕业的陈梓恒竟然语塞，支支吾吾地说，“政治的事情，不懂回答”，然后再重申，“真普选”是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不合理限制云云。这也引发我们思考，抗争者对于他们争取的东西，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换句话说，抗争者除了抗争之外，他们的立场是否坚定？而守住所谓底线之余，又是否清楚自己的谈判空间有多大？
正如纪录片里经常出现这种场景，当一群人冲击警察时，片中的主角之一阿耀显得无比犹豫，另一个主角阿峰，虽然总是跟着人群冲在最前面，又无数次表示运动结束后，将自首以示捍卫法治的决心，但实际上他从未自首。阿耀也说，因为睡马路而自首，“好唔抵”（太不值了）。有一次，阿耀因为行动而膝盖、手臂等地方擦伤，流了点血，他立刻捂着伤口痛苦地埋怨，“为什么这样倒霉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该死的路障！”
另一主角港大法律系学生Rachel一直称自己要“捍卫我城”，捍卫我城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要被“中国政权”蚕食，要反对中国政府的“傀儡”－－香港特区政府。可当我看着她手握“星巴克”，坐在草地上侃侃而谈的时候，真的怀疑精英阶级的她如何代表群众？而她要的东西和群众要的东西，方向是否一致？内容是否相同？
我的怀疑在以下这幕中得到了证实：在金钟占领区广场的某个晚上，Rachel和另一个男占领者坐在一起聊天，这个21岁的青年帮占领者搭帐篷，是个中学都没有毕业的杂工。Rachel问他，还想继续读书吗？男的说，想啊，但是没钱。就在这个时候，Rachel突然兴奋地大叫，“看，那个人是中大人类学的教授，好出名的外国人！”还说要去找那人签名，青年问Rachel，什么是人类学？Rachel如数家珍般滔滔不绝，说人类学是白种人研究非白种人以外的殖民地种族和群族的学科云云，青年显然听不懂，愣了半天，回答，“哦，人类。”观众都笑了。
这个对话不是很具有代表性吗？既然号召不同年龄、身份的群众加入“占中”运动，那么运动如何回应参加者的不同诉求？再问直接一点，他们是否真的了解参与者肯站出来的“初衷”？这种参与者间无法对话的现象，是普遍存在于运动中的，比如金钟的占领者和旺角的占领者争吵，他们为何而吵？尽管摄影机拍下一幕幕“集体生活”的港人和谐社区之景象，却无法掩盖运动空洞的群众意义----利用群众的情绪，却无法回应群众最迫切的诉求。
也正是因为“占中”没有处理支持者的“内部矛盾”和“路线之争”，以为只要将运动统筹在对中央不满、对特区不满的大情绪之下，就能得到无穷无尽的群众资源，所以才会逐渐消耗掉群众的支持。香港人怎么会察觉不到？他们单纯，但是不傻。所以“占中”清场后，遗留下大量的问题，包括学联解体、各种名目的“伞后团体”（公民团体）冒起、“购物”团旺角夜夜暴走、“勇武抗争”大行其道，离弃“学运”的群众开始厌倦政党、转投“本土主义”的怀抱，抓住标榜”香港人”身份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客们知道，但群众未必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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