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料进行统计排摸，发现至少有99名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在1939年至1945年间投降敌伪。从中可以发现投敌将领中绝大多数都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地方保安部队的主官；投敌行为多发生在鲁苏、冀察这两个游击战区以及与日军正面接触的第五战区；投敌时间也多集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半内。
陆军一级上将冯玉祥，抗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图源：LIFE）
在史学界，大批国民政府军将领在“曲线救国”的旗号下投降日军已成定论。本文对1939-1945年投敌将领人数、所属派系、所属战区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计量结果表明，大批国民政府军将领的投敌与以下三个原因直接有关：国民政府的蓄意牺牲、国民政府敌后游击战的失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强了对国民政府敌后部队的诱降。
一、对1939年-1945年国民政府军投敌将领的考证与统计
关于大批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在“曲线救国”的旗号下投敌的称法，是张荫梧在1939年春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正式提出的一个名词，但当时并不为他人所知。直到1939年6月，八路军在歼灭河北民军的战役中缴获了张荫梧的日记本，才知道有“曲线救国”这回事，1940年8月，彭德怀在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演说中公开给予严正的揭露和批判，这一汉奸理论才大白于天下。所以一般的国民政府将领要“活学活用”的话，最早也要到1939年6月以后才行。遗憾的是，对1939年6月以后投敌的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在数量派系、所属战区等几个要素上均未作过一个较为精确的统计。有的书认为：“1941年后，国民党的官员及军队大批投敌。据统计，到1943年8月以前，叛国投敌的国民党官员中，有中央委员二十人，旅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五十八人。”①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写的《抗日战争时期重要史料统计集》中列有《国民党高级将领投日一览表1939-1944》，认为在此期间投敌的高级将领共有62人。较为权威的一种说法是根据叶剑英在1944年6月22日发表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但是伪军的猛烈发展是从1942年开始，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在抗战营垒中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67人之多。”②
这个数字被广泛引用，《中国抗日大词典》亦采用67人说，“从1940年开始，国民党文武官员及其部队大批投敌，形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到1944年国民党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中，有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67人。”③
很明显，该词条把67名投敌将领的统计年限向前推到1940年。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既然从1942年4月孙良诚投敌到1944年6月叶剑英发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为止，投敌将领已经有67名之多，那么从1939年6月八路军缴获张荫梧日记本起到抗战胜利时止，其间投敌的高级将领数量就一定更为可观。根据史料进行统计排摸，发现至少有99名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在1939年至1945年间投降敌伪。④
二、试析1939-1945年国民政府军将领投敌之原因
不难发现投敌将领中绝大多数都是西北军、东北军、地方保安部队的主官；投敌行为多发生在鲁苏、冀察这两个游击战区以及与日军正面接触的第五战区；投敌时间也多集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半内。由此可以推断1939-1945年国民政府军将领的投敌至少和以下三个因素有直接联系：国民政府对非嫡系部队的蓄意牺牲；国民政府敌后游击战的失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改变策略，加强了对国民政府敌后部队的迫降。第一，国民政府对非嫡系部队的蓄意牺牲是造成大批将领投敌的主要原因。非嫡系军队是地方实力派的权力基础，是其与中央抗衡的支柱，蒋介石借抗战之机，将这些地方军队大量调往前线，并配合种种措施加以限制、削弱。表现之一是从分割使用起，使其无法相互照应。抗战八年，除“守土抗战”的晋绥军和“朝中有人”的桂系军队未受分割外，其他地方部队均被分散使用。抗战伊始，何应钦即电刘峙：“依最近所定战斗序列，旧东北军系以各军为单位分散使用。”⑤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时有40万之众，西安事变时尚有20余万，共7个军的番号，“即五十三军万福麟，四十九军刘多荃，五十一军于学忠，五十九军缪流，六十七军吴克仁，骑二军何柱国，骑三军郭希鹏。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的1944年，仅存五十三军一个军。”⑥
1937年10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把川军中的唐式遵第二十一军、潘文华第二十三军、孙震第四十一军、邓锡侯第四十五军、李家钰第四十七军调往抗日前线。出川前夕，刘湘正患着重病，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劝他不要亲自出去，刘氏苦笑说：“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的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分化或消灭了。”⑦
出川之后，蒋介石果然立即将唐式遵、潘文华两军划归第三战区，将邓锡侯、孙震两军划归第二战区，将李家钰军调往第一战区。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逝，第七战区也随即被取消。川军群龙无首，成了抗日战场上的孤儿，逐年消耗萎缩。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120余个军中，川系虽然还保留着十几个番号，但大多数已经中央化了，真正掌握在川康实力派手中的只有两三个军而已。在非嫡系部队中最惨的要算冯玉祥驾驭过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的余部星散各地。杨虎城因西安事变而去职；韩复榘因轻弃鲁省而被正法；石友三因勾结敌伪而被诱杀，继任高树勋恐军心动摇，率部从黄泛区西撤，汤恩伯秘设一陷阱拟将其包围缴械，不料被高树勋发觉，仓皇逃入第五战区才得以幸免；其余如张自忠、刘汝明、孙连仲、孙桐萱等部也是屡遭排挤，实力较弱的庞炳勋、孙殿英部更是如孤魂野鬼一样朝不保夕。表现之二是在粮弹补给上大做文章。蒋介石将外国援助的武器大都装备嫡系部队，而对地方部队作战所需的基本的武器弹药都不予供给。因此地方部队的武器装备，一般都较差，川军尤甚。出川前，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电请补充，蒋介石复电：“俟到西安后照办。”但到西安后，蒋介石又令川军原车东开，划归第二战区，武器弹药“由战区直接补充”。到了山西，阎锡山推说：“要南京解决”。结果该集团军未得到任何补充，与装备优良的日军苦战旬月，伤亡过半。随后被东调徐州，归第五战区辖制，经李宗仁“竭力请求补充”，“中央”才“破例补充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⑧。
韩复榘在1937年7月16日向蒋介石密呈第三路军对日作战准备情形的电文中陈述：“第三路军各部之器械，多年久失效，轻重机枪平高射炮等武器极为缺少，弹药存储量亦不充分，均须仰赖军政部之补充接济。”蒋介石仅批一“阅”字了事⑨。最可笑的是，当中央军撤退时，蒋介石指令孙良诚部留在黄泛区打游击，“孙向蒋介石请求补充弹药，蒋介石竟要一粒子弹一角钱，还需现款交易”。这使孙良诚自感日暮途穷，被迫在1942年春率领所部及8个高级将领向日伪投降。军政部的各个兵站对蒋介石的意旨更是加以灵活的体用，常常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上门乞讨的非嫡系部队。于是有些部队主官为保存部队实力，被迫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同在第五战区，出川作战年久的二十九集团军迟迟得不到补充，调入战区才几天的新编师却领到了补给品。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命参谋长王鸿韶去向新编师师长王人曲打探其中奥妙。“王说，他奉命得新枪一千支，他决定卖掉二百支，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支，比王瓒绪一支也得不到好多了”。
非嫡系部队在抗战初期尚能本着“先国难后私仇”的精神“相忍为国”。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刘湘、杨森、王瓒绪麾下的川军，于学仲麾下的东北军，孙桐萱、庞炳勋麾下的西北军，傅作义麾下的晋绥军都曾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随着蒋介石在蓄意消灭非嫡系部队这一策略上的变本加厉，越来越多的地方部队开始关注如何保存自身实力。实力较强的非嫡系部队公开抵制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桂系认为：“蒋介石是不能容我的，横竖是利用我们，不过借抗战之名来削弱和他对立的地方力量。”为此，建立了以研究为名，旨在防蒋反蒋的广西建设研究会。滇系在调出3个军到抗日前线之后，又编成7个步兵旅，14个步兵团。1943年，龙云又将这7个步兵旅“扩编成六个暂编师，绥署护卫团改编为旅后，亦扩编成师”。晋绥系声称“守土抗战”，不仅未放一兵一卒出山西，而且将原来的两个集团军、5个军的兵力扩充到4个集团军、8个军的规模。实力较弱的非嫡系部队没有和蒋介石对话的资本，只有通过各种方法自救图存。能够通天的就用重金到“中央”拉关系，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再利用何去疏通侍从室，由此而得到源源不断的补给。没有办法通天的就消极避战，如宋哲元在豫西不战而退，韩复榘在鲁省轻弃济南。更有一批将领，在军阀混战中养成了有奶便是娘的恶习，本身严重缺乏民族意识，迫于蒋介石集团的歧视，纷纷降日叛国，成为民族的罪人。
第二，国民政府敌后游击战的失败是造成冀察、鲁苏战区大批将领投敌的重要原因。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主要依靠正面防御。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虽然也曾指令前方或陷于敌后的国民党军政官员组织游击队“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官员多已溃散。少数地方官员虽然有抗日要求，但因当局无切实指导措施，未能组织起能有效抵御日军的游击队。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下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增设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至民国二十八年，军事委员会核定编成之游击队，超过二十八万人”。国民政府对游击战的关注，从理论上来说是把战争引向沦陷区，以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争取主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蒋介石仍一本限制非嫡系部队的初衷，再加上国民政府军运用战术本身的错误，故冀察、鲁苏两战区日益削弱，成了盛产投敌将领的重灾区。就蒋介石限制、削弱非嫡系部队来看。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鹿钟麟为冀察战区司令长官，下辖“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九十七军（朱怀冰部）、新五军（孙殿英部），河北民军约相当于三个步兵师”，加上各类游击武装，人数将近10万。以后，蒋介石又将残破的庞炳勋第二十四集团军调入冀察战区。同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于学忠、韩德勤为鲁苏战区正副司令长官。“除原在鲁南之五十七军（缪流部）及苏北第八十九军（李守维部）外，另增加第五十一军（牟中珩部），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共七个师，约十万人。此外则为地方保安部队，计有一个师、二十四个保安旅、一个税警总队，共约十五万人”。我们从冀察、鲁苏这两个游击战区的兵力配置上可以发现，除了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李守维的第八十九军外，其余都是西北军和东北军的余部以及地方上的各类杂色武装。这些非嫡系部队深知“中央”是在蓄意牺牲自己，不胜兵危战凶之感。他们不仅对同一战区的嫡系部队深怀意，而且相互之间也彼此掣肘、矛盾重重，甚至故意把战火引向并肩作战的友军。如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期，八路军反击朱怀冰、石友三的武装挑衅。阎锡山因在“十二月兵变”失败后重新与中共达成了谅解，所以在整个战役中保持中立，冷眼作壁上观；在苏北，新四军进攻韩德勤部。事先，陈毅力排众意，将每月税收5万元的吴家桥根据地让于二李。李明扬、李长江感激陈毅的美意，对陷入困境的韩德勤部装聋作哑不予理睬。事后，韩德勤处处排挤二李的武装，致使李长江在1941年2月率所部及5名高级将领投降敌伪；在派系冲突最为激烈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对遭受日军扫荡的于学忠部见死不救，于学忠则利用战区司令长官的职权多次下令将亲沈鸿烈的吴化文新四师和海军陆战队调防到易受日军进攻的防区。沈、吴商酌后，对于学忠的军令“大都是婉言谢绝，不听调令，矛盾越造越深，甚至为了催收给养，于、吴两部士兵还开火争斗”。此后，沈鸿烈为消灭政敌，竟不惜指使亲信收买杀手，用手榴弹伏击于学忠，“由此于、沈之间矛盾达到顶峰，已是水火不能相容”。
1941年夏，沈鸿烈悄然赴渝，吴化文失去了靠山，终于在1943年春率所部及3名高级将领向日伪投降。于学忠部在日军和吴化文叛军的夹击之下伤亡惨重，蒋介石乘机命其撤出山东，由嫡系李仙洲接防，以达到釜底抽薪，彻底整跨东北军的目的。于学忠悲愤交加，不待李仙洲接防就自动放弃山东根据地向皖北转移。“全省上下，无不深感失望和震惊”，各类地方武装登时陷入无依无靠的境地。为求生存，鲁北第五区专员张子良、鲁东第十四区专员张景月与日军暗通款曲，山东保安第二师师长张步云、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刘桂堂索性先后率部投敌。就国民政府军运用战术本身的失误来看。1942年春夏之交，日军对位于河南、山东交界的濮县冀察战区总司令部进行扫荡。该战区采取集中作战的战术，相持半个月后终于不支，在撤退时又以师、团为单位，屡屡为日军捕捉，伤亡奇重，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良诚率部投敌。
1943年春，日军进攻太行山游击区，国民政府军依托阵地作战，不久陷入绝境。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庞炳勋率所部及11名高级将领投敌。第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改变策略，加强了对国民政府敌后部队的迫降，这是1941年以后国民政府军投敌将领人数猛烈增加的根本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统师部在“大陆令575号”中规定“开战后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为“大致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及宁波附近之安定，尤应首先使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各要域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之治安迅速得到恢复，并努力压迫敌人”。“为了促使抗日势力的衰亡，华北方面军应对面前的敌人进行谋略工作”。由此可见，日军采用的是武力威压和政治诱降并行的迫降政策，打击对象主要是分布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的抗日军队。这使第二战区、冀察战区、鲁苏战区、第五战区的国民政府敌后武装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在第二战区，日军在占领中条山游击区之后，继续对阎锡山部施加军政压力，展开“对伯工作”。但后来确认“阎的真意是脚踏两只船，力图从双方尽可能多地吸取甜头”，遂于1942年2月发动对阎的“B号作战”。晋绥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骑一军第一师师长赵瑞、骑一军第五师师长杨诚相继投敌；在冀察战区，日军以重兵围攻位于河南、山东交接处的战区司令部，迫使副司令长官孙良诚率所部及8名高级将领投敌。此后，日军又在1943年4月大举进攻太行山区，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长官庞炳勋率所部及11名高级将领投敌。至此，国民党军在河北的最后一块游击根据地亦告丧失；在鲁苏战区，日军对鲁中、鲁南的于学忠部多次进行扫荡，使该部受到沉重打击。
1943年初，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投敌，与日军夹击坚持抗日不愿反共的于学忠部。于学忠被迫率领余部撤出山东向皖北转移。至此，鲁苏战区的山东游击根据地不复存在了。与此同时，日军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对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位于该地区的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及所属部队损失惨重，向西退入安徽。至此鲁苏战区的苏北根据地也不复存在了；在第五战区，日军从1943年2月开始发动“江北战役”，一二八师首当其冲，由于旅长古鼎新叛变投敌，全师陷入绝境，师长王劲哉被迫率领残部及8名高级将领投敌。
毫无疑问，从1940年以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的军事迫降工作是成功的，它直接造成了大量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的投敌叛国，在1943年达到了顶峰。但此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陷入了困境，不得不从中国战场上抽调大批军队。这样，对占领区的肃正作战也慢慢进入了衰败时期，国民政府军敌后武装所面临的军事压力大大减轻了，投敌将领的人数也就随之逐年递减下去。
注释：
①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下册，北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607页。
②《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509页。③《中国抗日战争大词典》，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551页。
④资料⑤《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⑥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89页。
⑦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⑧唐德刚：《李宗仁自述》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8、609页。
⑨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汇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编印，第48页。
10徐向宸、杨蔚云、张耀宸：《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
李任仁：《回忆广西建设研究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87页。
12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31页。
13虞奇：《抗日战争简史》，第248页。
14蒋纬国：《抗日御侮》第2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01页。
15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70、75页。
1617章棣：《沈鸿烈在沂蒙山区》，《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59页。
18牟中珩：《我所接触的沈鸿烈》，《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11页。
19李继旭：《八年抗战之山东》，《山东文献》第3卷，第3期，第146页。
2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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