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诫人们，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如何在各种势力的左右下“夭折”甚至偏离初衷的。所以，至少对于中共来说，20世纪80年代改革推进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齐头并进”并非完全多余，整个改革方向主导权从中共手中丧失并非危言耸听。而如今，在新一轮改革之中，这种忧虑依然显得不无道理。
2016两会：习近平出席到主席台就座
我们可以列举出无数的反例，并从中寻找到自上而下的改革之所以失败的一些致命的共性原因。
公元11世纪的大宋帝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积贫积弱”的状况令帝国陷入欲罢不能的深渊。当时，颇有励精图治精神的宋神宗赵顼委任王安石改革弊政。最终，王安石变法半路夭折。对此，评论多认为客观上守旧派的强大阻挠，和王安石个人主观上操之过急、用人失当都是造成变法失利的原因，可丧失宋神宗的信任和支持恐怕影响更著。
守旧派代表高太后和岐王的“耳边风”可以说动摇了宋神宗的决心。无怪乎评论称，熙宁变法败在宋神宗之性格缺陷，虽有图强之志但无图强之能，是一名庸碌之君。
与变革发起者的主观意愿动摇相对，清末的戊戌变法是“败”在客观主导权自始至终都不在发起者手中。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将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毫无实权的傀儡皇帝身上，一旦保守派力量不愿再做旁观者，便可轻而易举地将百日新法化做满地废纸。自始至终，几乎手无一兵一卒的光绪谕令不及殿门外，没有强大的政治实力，变法成为一场儿戏。地方大员更是无动于衷、应者寥寥，不过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而已。
古今中外历次改革所面对情由千差万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戈尔巴乔夫曾在自己的回忆录《孤独相伴》曾反思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中的无力感，“直到今天，我还对以下时事情感到后悔：我未能将我掌舵的航船驶入安全的港湾；我未能将改革保持在我预定范围之内。就苏联和世界政治而言，由于我所担负的责任十分重大，所以我感到十分沮丧。”
其实，从之后政局的发展演变看，正是当时自己的“政治解冻”让叶利钦等人寻找到了架空改革发起者的机会。而深知这一危险的戈尔巴乔夫选择“仁慈”和“放任”叶利钦等人的政治串联，无异于将改革的主导权拱手让人，被牵着鼻子走，并最终无力控制改革局势超出其预想。人们也许清晰记得，
习近平对苏联亡党亡国反思中曾提到“竟无一人是男儿”的告诫，便很明显地表达了他对当时苏共的软弱和妥协的愤怒。
相反，我们从商鞅变法中看到了改革主导者秦孝公的“用人不疑”和改革决心，从邓小平的改革中全程见证了他是如何以党政军权力为后盾控制改革的步骤与节奏（当然，其中的方式所引发的争议至今没有停息）。
这一切告诉人们，任何改革尤其是激进改革，如何规避强大的保守力量和心怀叵测的政治投机，拥有政治定力和控制进程的能力是如何至关重要。也就是，在改革转型的时间节点，发起者的个人心理素质和现实权力必不可少。
在此过程中，人们看到习近平在“小组治国”以及攫取个人权力上越走越远，而且所谓“核心”和个人崇拜的迹象也有所显现。类似判断很容易诱发人们拒绝重演历史悲剧的强烈警惕心理共鸣，但是现实从来都不会是如此简单的，人们需要判断它背后究竟是什么。
不得不承认，一方面人们习惯于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习惯性地“暗示”人们在民主和极权之间做二选一的判断。的确，权力垄断当然必须警惕，世界范围内专制毒害理应是众矢之，包括它的伴生品个人崇拜甚至造神运动等都应该得到抵制。但是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不同于西式民主的中间选项呢？
另一方面，也难说，这背后没有像阻挠宋神宗变法的高太后那样“这是在变乱天下？”式的政治“绑架”和恐吓。
王安石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改革的发起固然不能罔顾民意，但改革不是请客吃饭，当真是“刮骨疗毒”触及利益的。相反，如果在众声喧哗尤其是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撕扯中左摇右晃，进一步退三步，那么的确“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即羹何由有熟也？”，无法前行。
从此意义看，无论是改革开放和六四事件之处的中共塑造一个“核心”，还是当下中共放弃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以“小组治国”推行改革，都不能说毫无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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