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曾经坦然承认中国存在个人崇拜，同时不失大政治家风度地从容说道：当时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那当然是指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拜了。其中真正的含义是，这是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政治革命的需要。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合影，冀朝铸担任翻译（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64年7月14日，《红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了。毛泽东在其中亲自写了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并提出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毛泽东接着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这段论述特别明确地显露出毛泽东对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与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切谋略。他提出接班人的问题，不仅让我们联想到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如何否定了斯大林，还特别让我们想到毛泽东是何等警惕身边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存在。
当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定义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人们才认识到毛泽东这段论述的真正分量。遗憾的是，从当时整个党内上层的反应看来，包括从刘少奇本人的反应看来，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领会毛泽东此话的深意。
1964年9月，毛泽东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又指出：“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时隔不久，12月22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又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指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进一步阐述，甚至看到了毛泽东对斗争前途满怀信心的乐观主义。
在1965年1月《二十三条》制定并发布后，毛泽东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开展阶级斗争的格局进一步成熟。
一方面，中国广大农村阶级斗争的局面已经有了全局在手的把握；另一方面，《二十三条》已经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原理在党内以文件的形式正式肯定了下来。接下来的半年中，他继续顺势推进着。
1965年8月5日，在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他又指出：“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分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
在这段讲话中，毛泽东一方面指出了中国国内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这是一个相当严重醒目的提法；另一方面，他正在对国际范围内吹风，这是为他以后揭开中国共产党内全面阶级斗争盖子的一种舆论准备。
说到文化大革命，就其公开化、全面化的开始，一般可以从1966年6月1日中央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算起。如果更往前推，就应该从1965年9月毛泽东在党内触及吴晗问题开始。
从1962年9月八中全会到1965年9月的近三年时间里，毛泽东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已经做了一系列开展阶级斗争的指示和批示。仅仅就以上引述的这些内容而言，就能够感到毛泽东一直在抓紧推动这场斗争。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绝不会像我们今天集中阅读这些论述时感受那么强烈。毛泽东如此之多的指示与步骤，毕竟是被分散在长达三年的时间之中，他并不可能每天做阶级斗争这件事。
他即使心中从未忘记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但是在实际中，也只能因势利导地乘机而做。因为他面对的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面对的是一个从几亿人的吃饭穿衣到整个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塞满党和国家各部门工作日程的实际情况。
当毛泽东处于远离实际工作的二线，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地推动政治思想运动或者推动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上层领导都在一线面对各种具体的党务、国务、经济、文化。他们或许觉得自己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实际中又可能淡化、削弱和抵制了毛泽东的指示。
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中，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及宣传等工作中，我们看到，占据着一线工作岗位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党的上层领导干部，都在十分务实地操作着。并没有哪个人敢于公开否认和对抗毛泽东的纲领性指示，然而，具体的操作中，确实很少有人真正在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的强度上落实照办。
除了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康生和姚文元等这样一些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分子逐渐崭露头角外，更多的党的领导层的表现，是让毛泽东产生大权旁落的愤怒。
毛泽东或许无暇也不屑于亲自顾及一线的日常琐碎事物，他喜欢纲举目张，统管全局；然而，放弃了第一线的具体操作，就必然失去第一线的巨大权力。党和国家的各个部门在刘邓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运转着，而这些运转本质上又必然是经济现实主义的。
毛泽东日益感到了重新开展一场大革命的必要性。
当然，毛泽东的这一决心也是逐步成熟的。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并非事先全部设计好的。逢山攀山，逢水涉水，路是在走的过程中明确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斗争也是在运筹和推动的过程中，逐步在现实与头脑中成型的。
当毛泽东发出一系列有关上层建筑领域内革命的指示后，只有江青等少数几个人声嘶力竭地响应，并未引起他所期待的全党轰轰烈烈的拥护，他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已经日益逼近了。
1965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曾经坦然承认中国存在个人崇拜，同时不失大政治家风度地从容说道：当时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那当然是指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拜了。其中真正的含义是，这是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政治革命的需要。
斯诺当时或许并未完全领会毛泽东这番话的深刻含义。
1970年，文化大革命处在胜利巅峰状态之时，斯诺再次访问中国，12月18日与毛泽东交谈时，毛泽东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省、各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
这段谈话再次表明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前自己大权旁落的意识。当时，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时，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后斯诺通过当时中国的其他高层领导人证实，1965年1月25日（而不是在此之前），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
（下面这个情况对于我们判断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有用的：1964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四清工作会议期间，一次邓小平主持的会上，正值毛泽东身体不适，邓小平劝毛泽东不要来，毛说：不行，非要参加不可。当毛泽东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刘少奇插话：有“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在再一次会上，他带上了宪法和党章。在讲话时，毛泽东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党章说：这有两本书，这本是宪法，我是公民，有公民权。这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毛泽东发了脾气。后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检讨，说他对主席不尊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不满意，认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指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指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指李富春的国家计委。）
当后来的历史学家中的有些人将文化大革命归为毛泽东浪漫主义的革命性格，或者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归于他在权力上的多疑、猜忌与性格残忍时，我们说，这些都是不足道的。
文化大革命前的全部情势是，毛泽东深深感到了共产党可能“改变颜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可能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
说得更具体一点，如果不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党内阶级斗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本身就可能被推翻。不借助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运动，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保证其“正确”的领导路线贯彻下去。
毛泽东虽然生性好斗，热爱革命，敢于破坏现存世界，然而，对于自己几十年经过艰苦斗争“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党和国家，不能说没有责任心。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也是在他的立场上不得不采取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行为的。
正是为了打倒一个在当时看来无法轻易打倒的敌人，他必须借助多种能量。
其中包括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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