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可以鱼肉人民
----再谈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在已经过去的2015年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里，我写了“学习胡耀邦，认清大势，敢于担当，负起责任，直面问题，解决问题”“重建精神支柱、重建道德诚信、重建公正司法、重建干部队伍”“清理思想根源，实事求是, 直面问题，不要逃避，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等七篇反腐、维权诉求文章。和前几年的20几篇文章一样，其指导思想的关键词就是：坚持反腐、坚持依法治国、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决批判假大空、坚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公平正义、坚持良知、诚信和尊严、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在“学习胡耀邦，・・・・・・”一文中，提到“我们郑重回顾胡耀邦这位历史人物、反思这段历史本身，由此引申出另一个严肃课题：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胜利之后，我们党夺得了执政地位，本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保持清醒头脑。”这“保持清醒头脑”应该有另一层含义，即对“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胜利之后，我们党夺得了执政地位”以后，我们党在阶级矛盾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在新型生产关系没有产生的社会形态下，我们党已经取代了原国民党所处的矛盾中的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我们党实际上是在“阶级斗争”的前提下防备和抵御了“糖衣炮弹”的侵蚀和进攻。建国以后，开始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医治战争创伤和经济恢复，“领导方式”开始步入正轨，其标志就是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以及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从这时起，就应该在《宪法》的大框架下从“阶级斗争”的思维转为“阶级调和”上来，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大课题。
不料就在1957年，事情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到后来20年，阶级斗争成为国家发展的主线，扩展到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的各个领域。于是“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并直接反映在党内，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究其原因恐怕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从弱小走向强大，在阶级斗争中从成功走向建国，形成了阶级斗争“一贯”胜利的思维，党却没有意识到，夺得了权力，该如何运用这个权力。她开始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于是她仍然高举阶级斗争旗帜，抛弃了1954年的宪法，违背了党的“八大”决议路线。“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20几年的以“革命”的名义所做的“大革文化命运动”，走到了尽头。从根本上讲，就是分不清敌我，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至于冤假错案遍地，民主法治破坏，信仰缺失，道德诚信丧失，摧毁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人民生活艰难。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社会领域造成灾难性后果。这么长的历史的过错用“没经验”“付学费”“走弯路不可避免”来解释，显然是错误的。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不吸取教训，忘记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好在胡耀邦，敢于担当，负起责任，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路，解放思想，打破精神枷锁，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批判假大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上来。改革就是重大的政策调整，包括了经济政策、文艺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就是国内人民内部矛盾的调和，就是“纠错”、“还债”，农村土地承包就是“还债”，1979年云南掀起一波及到全国的千万“知青”回城，就是“还债”，千万“四类分子”和右派的平反摘帽，恢复公民身份就是“纠错”“还债”。何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双方“妥协”！就是矛盾中的“强势”一方的让步，错误一方的妥协，回归到公平正义上来，回到“宪法”上来，回到公理上来，回到民主法制的轨道上来，社会由此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
在同一篇文章，我表达了下面的观点：
“令人料想不到的是胡耀邦的去世及随后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会成为另一个‘历史拐点’。
虽然还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但内涵却变味了。说是‘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践上却是单纯追求GDP，追逐金钱，社会道德堕落，官本位盛行，司法不公，严重侵犯人民群众利益，党政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又听不得不同意见，民主法制意识空白，私欲膨胀，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贫富悬殊，世风日下，腐败成灾。实际上这是党内高层放纵的结果，可以作这样的判断：现在腐败堕落状况、规模、深度已经到了变质、崩溃的临界点，新的冤假错案遍地，民心已经失去。”
何以至此呢？其原因还有，片面吸取了“文革”教训。改革开放，批判了绝对平均主义，分配拉开了档次，有权者把档次拉得极大，为后来的贫富差别埋下了伏笔。重视知识分子，要看文凭了，在职干部乘机了，去读了个“夜大学”，混个文凭，假学历出现了。二十几年前，中央曾发文，明确规定，干部子弟不准经商，可后来呢？经商大发其才的干部子弟何其多也！过去有点儿多吃多占，被批评为“四不清”，现在，不批评了，公款吃喝私用，花费大了去了！过去提拔年轻干部，感激组织的培养，现在感激头头提携，为后来干部队伍形成团团伙伙打下了基础。过去汇报工作，成绩、问题有两分法，现在专汇报好听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一级蒙一级，一直骗到国务院。据说徐才厚在被提拔到中央军委之前，“从军五十余年，从未给领导提过一条意见”，一直到他已经爬到最高位置的时候，他才跟于永波说了一句真话：“几十年了，我没讲过一句真话。”基层就更加肆无忌惮，围在头头身边的尽是些无德无能、不学无术的卑鄙小人。・・・・・・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已经见怪不怪的事了，善良、正直的人们大多已经无奈，只有沉默以对了。上海人民为改革开放，为上海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0余万人，腾出了中心城区的居所，搬迁至郊区，200万产业工人下岗、买断工龄，为市政建设、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而牺牲了个人的利益。可人民付出的，得到的却是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老百姓生活艰难。有多少人遭遇到“暴力强拆”以至于至今居无定所！有多少人在“利益调整”中被剥夺了合理合法的权利！有多少人在司法不公的形态下，产生了多少冤假错案！
总之，建国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主线的态势下，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指令是有强大压力的，使得下级在贯彻时夸大执行甚至极端、暴力执行，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冤假错案就是必然的了。改革开放以后，上下级之间同样失去制约，下级必然接过“改革开放”的旗号，“发展是硬道理”冲击一切，“稳定压倒一切”进一步侵害甚至剥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扭曲和阉割了“改革开放”“发展是硬道理”的实质。我们小老百姓谁还敢对各种“改革”措施、系统工程提一丁点儿意见？谁还敢讲真话？
多年来，随着民主法制知识的普及和学习，公民权利观念上升,维权意识的增强，对上述问题的认识逐渐由上访被揭露了出来。而20几年问题的发生和积累也促成了维权上访人数成千上万。这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爆发。
人民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是个抽象名词。党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任何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对人民的关注，是对其中每个个体生命关注的总和。党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公仆，忠于人民，把每个人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代表人民，就不能简单地用大而化之的整体利益去压制个人利益，甚至把它作为用公权力侵犯个人利益的借口。就是对人民一词的最恰当的铨释。遗憾的是，我们基层干部队伍中有不少人，表现到实践中就是：“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但是成了一个抽象的逻辑，或者就是指物欲横流的芸芸众生，对老百姓的具体诉求，往往熟视无睹，轻者鄙视、怠慢，重者随意践踏。在我们的决策和老百姓的要求相冲突的时候，往往以“长远利益”为由否定他们的实际利益。这就是维权上访人数成千上万，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爆发的总根源。官员动用公权，动用国家机器打压上访，官心冷漠、自私、残忍，就不可能被人尊重。地方政府缺乏责任感，公信力的下降，道德沦丧，社会群体间观念严重对立，“阶级斗争”思潮又有沉渣泛起的势头，社会情绪浮躁，这都致使民心进一步流失。总之，还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大课题。
胡耀邦生前曾嘱咐胡启立：“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可以鱼肉人民啊！”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民心就是政治，与去年提出的“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完全相一致的。现在民心是什么呢？维权访民的民心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强烈希望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处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时，把信访事项的解决真正纳入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范畴，所谓的“法治”应该是在宪法的框架内的“民主、法制”。绝不可对维权公民的实际遭遇和苦难麻木不仁，绝不可对维权公民再持强凌弱，非法打压，激化矛盾。希望各级党政领导真正在中办发【2013】26号文《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以及中办、国办《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两个中央为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顶层设计”下，贯彻“三严三实”精神，力戒空谈，实事求是，真正解决问题。
民心不可违，民心的动向也就是政治动向。这么多年了，问题越来越多，再不收拾民心，再不解决，难道再要拖到明年十九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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