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北戴河会议将近，10月份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是十九大预演，高层人事卡位战已经打响。2012年十八大后，中共新的官场规则正在逐步形成，也已经有多省出现“诸侯”级别的调动。针对这一系列变化，特对目前官场现状进行深度分析，对31省省委书记和省长进行盘点，剖析当下的中共，究竟在人才选拔制度上面临何种问题？为何相较过去，今天政坛缺乏政治新星？六中之前还有多少位省部级高官可能面临年龄到线的情况？又有谁可能成为十九大的“种子选手”？数据整理和现象分析背后，希望能为读者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高校系”胡和平出任陕西代省长 （图源：清华大学官网）
中共政治精英的出身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海派、京派、团派、秘书帮等政治标签愈发难以准确描述他们。
据的统计，经过“两会”之后的新一轮人事更迭，在目前31省区地方党政一把手中，尽管所谓的“团派”出身仍然占据较大比重，至少20人拥有共青团经历，但中共政治精英的出身日趋多元化——学者高校、国企央企、共青团和地方基层出身——正在改变传统的人才储备计划。
高校系的崛起
北京时间4月1日，履新陕西省委副书记仅1年的胡和平被任命为代理省长，接替早年继任陕西省委书记的娄勤俭。胡和平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此后留校任教，直到2008年跻身清华大学党委书记。2013年胡和平“弃学从政”转战浙江、陕西。至此，近年所谓的“清华帮”再此映入人们视线。早在2015年年初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入阁”，继任周生贤的环保部长之位，跻身正部。而胡和平之前担任清华大校党委书记的陈希，更是早在2008年便进入教育部，至今已经位高权重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清华帮”的崛起仅仅是近年学者从政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拥有专门学科背景的技术官僚逐渐成为重要的政坛力量。经统计，以31省区党政主官共计61人（黄兴国天津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为样本，至少5人拥有学者背景。
央企高官的空前互动
依然以上述61人样本为例，河北省长张庆伟（1961），原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山西省长李小鹏，原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辽宁省长陈求发，早年拥有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工作经历；青海省长郝鹏早年曾在中航工业兰州飞控仪器总厂任职……4名省长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均曾在重量级央企担任职务，甚至是要职。类似互动虽然并非从目前开始，但是将近1/15的比例已大大超过以往。
实际上，在此样本之外，航天重工、银行金融的省部级后备梯队大有人才，比如重庆市委专职副书记张国清是在十八大后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调任，有“兵工少帅”之称，而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则是“航天系”出身，原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
2000年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在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上曾披露当时用人的三大问题——相当党政领导班子没有形成合理年龄梯次结构，县以上知识专业结构不合理（包括缺少熟悉现代经济管理、金融、外经外贸及法律的干部），相当领导尤其是年轻干部思想蜕化。彼时，中组部下达明确领导年龄配比方案，“今后两年，要抓紧选拔一批45岁以下的优秀年轻干部进入省部级领导班子。”
而今，高校系的崛起和央企高管的互动正在充实中的政治精英队伍，而且可以预料这一趋势将延续下去，或者说该群体的占比将持续扩大。
共青团的优势依旧
尽管学者从政高潮的涌现、央企高管的互动正在改变中国政治精英的构成，但现实的局面是共青团的政治优势依然存在。可以明确被冠以“团派”身份者便不下20人，在31省区党政主官样本中占比1/3。如果剔除少数民族担任自治区主席等特例安排，团派在地方中的优势地位将更为明显。众所周知，被视为未来政坛主力的胡春华、陆昊等目前主政一方（同时也是同龄人中“先行者”）的诸侯都有深刻的共青团烙印。
其实，这一局面很好理解。共青团本身的角色定位便是中共的人才培养和储备基地，也就是说培养接班人，如果丧失这一功能共青团便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不过，共青团出身的官员在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上大受质疑，近年饱受攻击，甚至一度出现团派衰落的声音。尤其是令计划案的出现，更让“嘴上无毛，书生治国”的不满传遍朝野。
“团派”干将胡春华出席两会 (图源：Reuters/VCG)
今年“两会”期间，据称高层已在对共青团表达不满，当时《中国青年报》自我检讨“共青团在内的群团组织出现‘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与娱乐化’倾向，共青团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组部的“小动作”
事实上，这一不易被人察觉的中共政治精英组成的微妙变化可以在2014年一份文件中寻找到蛛丝马迹。
2014年，中共中央颁布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是该条例时隔12年后首次修订。旧版条例的“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在新版条例改为“注重使用后备干部”。从“一般应从”到“注重”，用意丰富。
今年两会，人们发现无论习近平本人，还是分管党务工作的刘云山乃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等人均大谈中共的选人用人机制。官方特别翻出习近平当年主政地方时就用人问题的指示，明确“反对后备干部放在温室里刻意培养”。这应是十八大后中组部用人转变的高层意志。
此前多篇文章解释了由于反腐整风打乱了十八大后的人事格局，捉襟见肘已经是掌管用人大权的中组部最为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未来接班人的发现与培养提拔更是攸关大局。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就文革之后的用人“青黄不接”警告说有“亡党亡国”之危。
“注重使用后备干部”的新表述意味着中组部传统的干部名单制计划的垄断地位正在被打破，本文一开始的事实也颇能说明中共人才来源多元化的趋向。
1949年中共建政后初期，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安子文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建议，“拟仿照苏共的干部职务名单制的办法”。此后这一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其用人体系经过多次修补，尤其是邓小平时代引入考绩，但至今基本上完整沿用苏联模式，按照“官僚等级名录制”“官职等级名录制”进行管理。所谓的“中管干部名单”和“储备干部名单”是其具体内容。
名单计划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最为人所熟悉的是1984年一份约1,100人的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即“第三梯队”计划名单。该计划当时由中组部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多年后，这份名单开花结果。第十七、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两位之外，皆在名单之上。但是其僵化弊端也不言而喻。
在《第三梯队后继无人 中共接班断层何补？》一文中，注意到自“第三梯队”计划之后，再无公开消息披露中组部制定类似的庞大接班人计划。
但事实上，没有公开的新“第三梯队”计划并不意味着中共没有任何动作。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中组部开始探索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副厅级以下以及部分专业性较强的领导岗位实现公开选拔。中共曾下达《关于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通知》和一个五年（1998至2002年）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一个十年（2010至2020）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
2000年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在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上曾披露当时用人的三大问题——相当党政领导班子没有形成合理年龄梯次结构，县以上知识专业结构不合理（包括缺少熟悉现代经济管理、金融、外经外贸及法律的干部），相当领导尤其是年轻干部思想蜕化。彼时，中组部下达明确领导年龄配比方案，“今后两年，要抓紧选拔一批45岁以下的优秀年轻干部进入省部级领导班子。”
此后，中共人才培养和选调机制更趋于灵活、机动，空降、挂职、公派交流等花样繁多。譬如中组部分别于2005年和2009年，选派94名中央单位和沿海省市干部“空降”东北，选调25名中央财经部门、金融系统官员“空降”湖北、重庆。2001年中组部与哈佛大学启动了一个人才培养计划，包括现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皆曾参与哈佛受训。
于是，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正在不断突破旧有的名单制计划。可以预料，人们会逐渐发现既有的政治标签比如海派、红二代、团派等越来越难以清晰界定一个人的政治属性，中共的政治精英未来会被冠以越来越繁复的标签，更多人可能不止一两个“关键词”便可以概括。这一趋势将是中组部人才名单计划演变的清晰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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