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调查情况，决定对食药监总局、卫计委和山东等17个省（市、区）相关负责人予以问责，先行对357名公职人员等予以撤职、降级等处分。这一雷霆之举表明了政府的严肃态度，也意味着波及大半个中国的问题疫苗案正式进入收官阶段。
从案件曝光到启动国务院层面的调查督察，再到先行问责，此次政府在问题疫苗案的处理上，既快且严，不仅考虑到案件调查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程序，也照顾到民众对处理过程信息公开的诉求。沉疴须下猛药，面对危险的疫苗生意、蔓延的恐慌情绪，以及恶劣的负面影响，此番国务院决定先行问责，应该说是一次亡羊补牢的积极努力。
不过，鉴于以往类似公共安全事件的经验，公众仍有理由担心，这一次的问责会不会依然像此前一样流于形式？或者说在“严查”、“彻查”的表态中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甚至只是拉来一些终端的人员给个处分，从而将原本严肃的“主体责任”演变为各打五十大板。
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一者，目前公布的先行问责357名公职人员，尽管也透露，具体课以撤职、降级等处分，但仍属于一个笼统的集合概念，都有什么人被处分，具体处分的情由为何，以及问题与责任究竟是否对应，均不清晰。公众获知的，也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缺乏真切、具体的感知。不能说这些数字意义不大，但仅仅一个数字，则无论在诚意，还是在确定性上，不免打了折扣。
熟悉政情的人自然会明白，涉及问责，只要没有一一归位，全面公开相关信息，则总是会让人心存疑虑。或者说，这里面会不会有变数？对每一个人的处罚是不是适当？等等。即便其中头绪繁多，彻底搞清楚或将需要时间，但既然是严肃的问责，就应该直面社会公众与当事人双重的审视。惟其如此，方可避免被指仓促、草率，乃至“运动式执法”的可能。
再者，问题疫苗案产生的社会风险如此之大、牵扯的地域如此之广、行业领域管理的失灵如此之严重，若是仅仅问责一些基层公职人员，显然难以让人信服，应该有更高级别的官员对此负责。这不仅是现代社会政府的责任所在，也是法律法规应有之义。
到目前为止，除了这组数字之外，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哪些高官或是主动表示对此负责，或是被公开问责。但无论如何，疫苗行业持续多年问题丛生，其中不乏有少年儿童因此罹祸，虽经媒体数次公开曝光，这一次更是呈集中爆发之势，相关监管责任显然不能轻纵。
尤其吊诡的是，就在这一次疫苗问题发生之后，监管部门有关负责人还无视问题的严重与民众的惶恐，公开唱高调，蒙蔽群众，一再强调所谓的安全。其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公众常识距离如此之大，令人震惊。从中也不难见出，某些权力部门由来已久的权力傲慢与行政僵化，或者干脆就是对民众福祉的深深冷漠。
习近平总书记此前强调，“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实际上，行政问责同样应该强调“主体责任”，这不仅仅是因为高级别官员本来就对疫苗监管失控负有责任，更是因为在现有政治构架下，若是“问下不问上”，也不可能真正加大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管控，从而保证上令下达，政令畅通。
当然，亦有专家指出，行政问责也可以考虑人大、检察机关等介入。不仅如此，为公信力计，为公共利益计，甚至还可以考虑引入一般民众参与问责，以从根本上加强民众的监督权。毕竟，问责机制需要解决的是政府对谁负责的问题，行政的效率、质量、品质究竟如何，民众当然有发言权。民众当然需要看到问责的结果，但也要展示问责的过程，而后者显然更重要、更有约束力。
从2003年“非典”掀起“问责风暴”以来，中国的问责机制至今已走过13年的历程。公开报道显示，截至目前，涉及对官员进行问责的党纪、法规已超过30余项。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此次问题疫苗案问责下一步将如何推进，不仅考验中国政府的执行力，也是问责制度能否真正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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