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创七年来新低，但也被认为超出预期。显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后，经济形势尚未有大的改观。
中共十八大三年之后，中国许多方面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变化。在当下的时间点，媒体舆论与外界观者也对这场中共反腐党建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在过去三年里，中共推出了一系列地的政治行动。整党肃纪动作不断，同时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都谋划了宏大的改革蓝图。包括政治生态在内的许多方面，一时都出现了明显改观。一些评论认为中国将会出现“中兴”之世，给予习近平“中兴领袖”的赞誉，也得到很多认同。
不过目前来看，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不是中共没有以此为目标且做出这种努力，而是包括执政者自身在内可能都在之前没有认识到实现此一目标的过程之艰难绵长。
其实，通过回顾中国历史也能对此有所体会。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中兴”的有西周周宣王姬静任期里的“宣王中兴”、西汉汉昭帝刘弗陵和汉宣帝刘询两任里的“昭宣中兴”，东汉汉世祖刘秀任期里的“光武中兴”，唐朝唐宪宗李纯任期里的“元和中兴”，唐朝唐宣宗李忱任期里的“大中中兴”，宋朝宋孝宗赵昚任期里的“乾淳之治”，明朝明孝宗朱佑樘任期里的“弘治中兴”，清朝同治载淳和光绪载湉两代的“同光中兴”。
经济发展“中兴”成为2016两会的重要议题(图源：Reuters/VCG)
其中，如果是在战争等动乱后因为政权巩固而出现的“中兴”，是否也应在些行列尚待商榷。“光武中兴”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对当下有参考意义的中兴应该是指在王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政治腐败、军事失序或病弱的背景下，出现的兴盛时代。
通过对这些“中兴”时代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出现之前大多经历了复杂艰险且长期的斗争。尽管这些“中兴”一时间都扭转了之前的败象，也都或多或少地延续了数年或数十年，但却大多未能跳出所谓的“历史周期率”。概因都没有触及延续国祚的根本。其社会分化、政权腐败、体制的僵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这些明君的“中兴”之治可能会在其晚年终结于自己之手，更可能会随其离世而被葬送。
意在从根本的途径解决腐败等趋势性问题的只有改革变法。新朝建立百废待兴的背景提供了这种契机，比如科举制就萌发于南北朝，隋朝正式试行，成型于唐朝也成就了唐朝。而在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变法则鲜有成功者。比如，著名的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改革，清朝的戊戌变法，虽然有的也曾取得短期成效，却都在不久后归于失败。
唯一堪称成功的变法或许就要属秦国孝文帝的“商鞅变法”了。孝文帝和商鞅在变法之时也遭遇到后世变法者会面临的问题，也就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权贵的反对。旧贵族甘龙、杜挚是其代表，秦孝文帝死后商鞅惨遭五马分尸。商鞅死后其变法未被逆转，是因为已经经过了约20年时间的持续推进。这些都证明了改革变法之难。
在商鞅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过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齐国的邹忌改革、韩国的申不害变法，而以商鞅变法最为成功，其成败得失值得现今执政者研究参考。
商鞅变法能够成功的一个不应忽略的因素是，春秋战国正处于文明转型时期，从青铜器到铁器，从游牧半游牧文明到农业文明，从封建社会到君主集权和郡县制。秦国的社会转型顺应了生产力的跃进，也领先了同期山东列国。
这一历史背景和内外环境与当下中国有很强的可比性。因此，商鞅变法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范围、力度和方法，都值得执政者参考或学习。事实上，当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规划和行动，确实也与当时有很多共同点。
当然，在当时战国危机中，商鞅变法是一场以军事而不是经济为重心和导向的改革。这是需要特别注意和避免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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