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心绪是复杂的。他下面一段谈话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共和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突然又被卷入一场与美国的残酷战争，困难之大、之多、之重，完全可以想象。上面已提到，斯大林向中国及时地提供大量军援，供志愿军在朝鲜对美军作战用。与此同时，苏方根据斯大林与毛泽东达成的协议，开始执行中国恢复国民经济急需的47个项目，其中包括钢铁、电力、煤炭、有色金属、化工、军工等要害部门。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年，苏方派出的援建专家多达1,100人，还给中国相关部门提供大量图纸，以及其他技术资料。可见，为了使中国国民经济得以恢复，斯大林提供了大量、全面的援助。有一个重要情况在中国官方文件、各种出版物中鲜有提及：斯大林为了援助中国，不惜修改了苏共十九大本已通过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其心之诚，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作为世界革命领袖的斯大林，在他生前以及逝世之初，毛泽东始终是敬重的，在公开场合没有批评、指责过斯大林。相反，热烈赞颂的文字屡见于报端，其中虽难免有溢美之词，但诚挚之情跃然纸上，对斯大林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好事，毛泽东一直心里有数。
同时，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心绪是复杂的。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上半期的内部讲话、谈话看，毛泽东对斯大林为中国革命所做的错事，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他下面一段谈话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所以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但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这就是毛泽东复杂心绪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另一段话说得就更为透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在莫斯科一见到斯大林，就说出这样一句带刺儿的话：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当即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条公理。从这句似乎认错的话中，毛泽东依然嗅出这位苏联强人的某种强权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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