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后，相关的讨论一直持续不断。特别是最近几天，《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大陆党媒连续发文探讨“第五个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与面临的挑战，《人民日报》也在北京时间4月15日发文《党的领导应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掀起了新一轮讨论热潮。
意识形态成为中共短板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杨光斌看来，相比于一些具体政策，“意识形态权力”在国家权力中起到“灵魂贯穿”的作用，而中国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短板恰恰就是“意识形态权力”。他在近期的一次公开活动中表示，中国已经取得了令全世界赞叹的成就，但始终没能“讲好自己的故事”，知识阶层缺乏理论创新，官方不断提出的新理论不能入心入脑，以至于让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转型学”全面掌握了话语权，不少民众反而认为“中国错了”。他建议中共借鉴当年“延安体制”的成功经验，以政治领袖主导下的团队创新来解决制造新概念能力不足的问题。
杨光斌引用迈克尔•曼的理论，认为国家权力的结构性要素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而意识形态权力具有典型的“弥散性”特征，它无处不在，贯穿所有其他权力之中，起到“灵魂牵引”的作用。
杨光斌指出，当下的中国民众有个误区，即一提“意识形态”，就认为是“极左”的那一套东西。这同时也给人一种错觉，建国以来长时间的阶级斗争，让中国在意识形态权力方面很强大。实际上，意识形态权力是“通过语言、文化学习和宗教而传播并影响人心的力量”。中国古代依靠儒家思想运转的官僚队伍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权力，欧洲中世纪垄断了知识的僧侣和寺院是一种意识形态权力，工业革命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去思考世界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权力。
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会发现中国在当前“第五个现代化”的进程中，最大的短板恰恰是意识形态权力。杨光斌表示，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名义调查都表明，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普遍对体制有怨气，这其中既有对基层生活中的制度、规定的空转而导致的不民主、不公正现象的不满，转嫁到宏观政治层面；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没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在官方话语体系之外的思想市场，居主导地位的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观念渗透到知识界、商界乃至很多经济主管部门，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虽然在发展道路上是自主的并取得了“中国模式”那样的伟大成就，但很多精英人士认为中国错了，因为中国不符合教科书答案，中国道路不符合“老师”的道路。
没有比这更有成就的意识形态建构了。列宁曾说，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当一个国家不能创造有效的、有说服力的思想时，其他思想自然会占据这个阵地。习近平曾在党内讲话中痛斥当年苏联解体时苏共当中“竟无一人是男儿”，说到底就是因为丧失了意识形态权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意识形态权力是否有所改观？杨光斌认为，学术界虽然对此反响强烈，但成果很多都停在“意义型研究”，即大讲特讲其政治意义，鲜有理论上的建构。再往前也是如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的研究也尽是“意义型研究”。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目前意识形态权力的“分裂性”与“分散化”，知识界对于官方意识形态权力的参与都是表面化的，没有机会了解体制运作状况而隔靴搔痒地提出建议，并不能切中要害和实际，从而导致实际创新力严重不足。自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但这些思想并没有转化成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因此不能进入人们的思想深处。他特别提到了美国学者福山在近期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发出的感叹：“我从未见过一个国家治理的如此之好，而叙事能力如此之差！”
要想解决目前的意识形态权力困境，杨光斌认为“延安体制”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最好的坐标。抗战时的延安之所以成为吸引全国30多万青年前往投身革命的“艳阳天”，除建立新社会的目标外，更重要的是对时局、对新社会的论述能力而产生的吸引力，比如《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以及之后的《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大手笔，但也离不开艾思奇、陈伯达、胡乔木等一批饱学之士、且能与毛泽东直接互动的知识分子，“上”（领袖）“下”（知识分子）合力打造出了开放的、互动的、创新的、具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权力。与当时的国统区比较，正是延安观念魅力和话语论述上的优势，才使国民党陷入“军事权力优势而意识形态权力劣势”的悖论，这种局面导致的人心向背，不是军事权力所能解决的。
参照“延安体制”，意识形态权力的构建不仅取决于执政者的意志和创造，更重要的是上、下合力的支持“文化再生产”的系统。不仅“延安体制”的经验是政治领袖主导下的团队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国家也是上、下合力制造特定的思想产品，比如政府牵头，基金会参与，社会科学家主导的模式。杨光斌表示，不解决好“文化再生产”的体制，即上、下合力的问题，中国依然会缺乏创造新概念的能力，很多好的观念只能成为流行的口号，并最终被新的观念、新口号所取代，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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