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病重那年，写了一篇随笔，叫做《死》，一个月之后，他真的死去了，那句“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在古今中外谈论死亡的文学中，
被解读了很多次。
鲁迅是谁（图源：维基百科）
遥问十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先生临终时留的那句话“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盖不听话。”
这两句彼此映照，然而时代背景不同，但他们切切的告别，从历史看人，不近人情，从人看历史，不够理智。但刀柄握在谁的手里，他们是永远无法左右了。
昨日里长袍马褂二目如电剖开了世界，今日一件白衬衫，一条牛仔裤挥向了自己。
话剧《大先生》让鲁迅在现代里又死了一次。
必须说，《大先生》是令人意外的，它大胆而疯癫，但又自恋而清醒，它陶醉地让鲁迅和观众都掉入一场似乎荒诞的梦境中，且彼此都信以为真。也许把鲁迅弄的这样血淋淋会冒犯一些人，但如此诚挚热切的冒犯何尝不是鲁迅所钟爱的。
于这样的一台话剧，全然再去分析文本和演员显得矫情，不管是意识流还是荒诞派，他们成就了“大先生”，“大先生”也将会成就他们，艺术尽管苛刻地选择着来者去者，但终究是公平的。
而对于我们，对于任一普通的观众，此刻仍要发问--鲁迅究竟是谁？
这似乎是个可笑的问题，他的生平就明明白白写在那里，他的作品就整整齐齐摆在那里，他的往事密事情事辛酸事，他的故人敌人亲人后来人，鲁迅的一切我们都可以按图索骥，他已然成为符号。
但我们又是否知道鲁迅真的是谁呢，这个自诩为愚鲁而迅速的人，一早便提醒我们“我
的内心从来都是绝望的、黑暗的、有毒的”，是否果然是我们想象中的模样呢。当鲁迅和皇权、爱人、同侪、后辈乃至于自己这样痛苦地撕扯，当这个现代时髦的鲁迅撞到眼前、跌入心坎，我们会否有片刻的慌张和陌生。
鲁迅之孙周令飞同志在演讲中，直接发问“鲁迅是谁？”这一问，似乎宣告七十年来我们“知道的鲁迅”是一场冤案。
“冤案”？
从五十年“政治话题”到近二十年的“鲁迅争议”，鲁迅一直未曾远去，他可以是我们怯弱时候勇毅的鲁迅，可以是我们痴蠢时候机敏的鲁迅，可以是我们麻木时候疼痛的鲁迅……
然而这几乎带来一个残酷的真相，我们甚至压根就不关心谁是鲁迅。他更多时候是被迫学习带来的自觉符号，即令施施然走入剧场的人们，多数也不过面面相觑若有所思心领神会罢了。鲁迅恐怕真的是远去矣，早已孑然独行消失在凄风苦雨和腥风血雨。
历史最宽容，它总是留下尽可能多的地方供后人想象，但这种宽容也最无赖，它总把真相深深浅浅远远近近地藏着，任你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是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大先生》里，鲁迅要毁掉的椅子，
写鲁迅者坐上了。但不坐上椅子，不好讲话，坐上了，又讲不好，这是艺术的宿命。
任何艺术，一入政治便无足观，但很多时候，艺术离开政治却也难以存活，这是一个可悲又可笑的宿命，赖不得艺术，也赖不得政治。
但鲁迅自己想摔掉的那把椅子，他能摔得掉吗？好比最后之结尾，不这样就不行，如此了，则又落入死局。没有答案，也不触及答案，--一个问题，椅子落下，落在更大的椅子上。
我一个人去看了话剧，走出剧场心依旧发热，想拉起身边的陌生人道一句，“如果老先生活着，他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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