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枪杆子”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改朝换代、宫廷政变、平定内乱、抵御外辱都少不了它们的身影，几乎没有一个王朝不是由“枪杆子”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同样也是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拾起“枪杆子”后，才走上革命的快车道，最终夺取了政权。中共建政后，无论是“文革”中的“三支两军”，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还是粉碎“林彪集团”、“四人帮”，军队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共五代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不一定都曾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但都曾担任掌控“枪杆子”的中央军委主席。一些人由此无限拔高得出结论，中共政权实际就是军政府，最高领导人不掌控军权就是“纸老虎”。以军权界定最高领导人，前后铺成，逻辑严密，推论循序渐进似乎很站得住脚。
“枪杆子里出政权”：军队是中共的命根子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固然都曾任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但他们都不是军人而是文职官员。军队固然自中共革命开始至今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始终都处于中共的绝对领导之下，“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党的手里，即“党指挥枪”。对于已经军队国家化的西方，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即能够为中共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央政权，又能够将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执政党手里。
“枪杆子里出政权”，最早由毛泽东在1927年8月7日于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的，是中共在饱尝没有枪杆子，付出血的代价之后的觉醒。
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达成。在中共与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于广州建立黄埔军校，建立了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两次东征击败陈炯明巩固了广东革命基地，誓师北伐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占据长江以南。
在这个革命形势大好之际，国共长期以来的矛盾激化，国民党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事变，将枪杆子指向了曾经的战友公开“清共”。由于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长期忽视“枪杆子”，面对国民党的大清洗束手无策，但血淋淋的事实让一部分人幡然醒悟--反革命的暴力只能用革命的暴力去对抗。
危亡时刻，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史称八七会议的紧急会议。时任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在会上一语惊醒众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出政权”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理论，将军队提到了决定革命成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走上“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武装斗争之路。通过会前已经发动的南昌起义，以及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彭德怀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叶挺、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中共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
此后，中共始终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武装斗争路线。第一次国共内战，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剿下，逆势而起，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八年抗战，既顶住了国民党不时的挑衅、封锁，也牵制、消灭了大量日伪军，发展壮大。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企图以联合政府为幌子诱使中共放弃枪杆子，提出先军队国家化再建立联合政府，但中共坚持先建立联合政府再军队国家化，最终国共决裂，内战开打。短短三年多的时间，曾经强大的国民党政府败退孤岛，中共取得了政权。可以说，没有枪杆子，中共根本不可能夺取政权。
1949年中共建政时，外有美国发动朝鲜战争、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时常骚扰沿海，内有特务、土匪叛乱，可谓内忧外患。正是以枪杆子为后盾，中共剿灭了土匪，清除了特务，顶住了国民党的挑衅，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巩固了政权。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百万大军陈兵中苏边境，摩擦不断。又是“枪杆子”顶住了压力，苏联虽咄咄逼人，甚至在珍宝岛等地大打出手，摩擦、冲突却始终控制在一定规模，有惊无险。
改革开放后，一切为经济建设让路，军队隐身幕后。不过一旦有需要，军队始终是中共党和国家的定海神针。1989年的政治风波，1998年的长江抗洪，2007年的汶川大地震等，军队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概而言之，中共自“八七会议”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之后，始终将“枪杆子”放在革命事业至关重要的位置，革命年代以之夺权，建设时期以之守护，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军队始终是中共党和国家的中流砥柱。
古今中外“枪杆子”始终都是政权的命根子
虽然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首提“枪杆子里出政权”，但这一理论却不是毛泽东首创，中国乃至世界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的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实践、验证这一理论。
中国自夏朝始，没有一个王朝不是通过武装斗争，以“枪杆子”消灭竞争对手，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商朝有商汤伐桀，周朝有武王伐纣，秦朝则是通过上百年几代人的蚕食鲸吞。宋太祖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也是以武力为后盾由武将拥戴。袁世凯正是凭借北洋军逼迫清帝退位，将辛亥革命成果据为己有，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枪杆子”重要性更加凸显。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的蒋介石，也正是以黄埔军校为根基，建立了黄埔系军事集团，排挤了许崇智、胡汉民、汪精卫，压倒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成为国家元首。
征诸国外，同样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权更迭能够离开“枪杆子”。英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光荣革命”，威廉与玛丽通过和平手段成为英国国王，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不流血就完成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光荣革命”虽是和平的，但此前议会与保皇派已经两次大打出手，连查理一世都被推上了断头台处死。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其建立也是通过长达数年的武装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才取得了国家的独立。在19世纪还曾因为南北方经济发展路径的不同爆发内战，最终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国家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实现了腾飞，成为世界强国。
可以说，无论是在共产党中国，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世界任何国家，“枪杆子”都是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殊存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国家的命根子。
“党指挥枪”而非“枪指挥党”
走上“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不久，中共又提出了“党指挥枪”，即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27年9月，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种子在湘赣边界生根发芽，秋收起义准备按计划进攻长沙时，其势已不可为。起义部队最高领导人中共湘赣边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提出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到敌人势力薄弱的地区发展。
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着起义部队，一路行来，许多人当了逃兵。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原本由五千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不到千人，并且逃兵仍在增多，如果情况继续恶化，起义部队只有瓦解一途。
此时，作为中共在起义军中的代表毛泽东提出部队整编，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义部队被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党组织建立在连上，班排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有党代表，部队的一切重大行动必须经过党组织的集体讨论决定，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以党员、党组织为骨干，既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挥部队如臂使指，更使军队组织严密，成为一支为主义、理想不怕牺牲的有战斗力的组织。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谈到，“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与之相反，“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力图将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之比，由“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提高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
1927年的三湾改编，使中共在实践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并以党组织为骨干将工农红军打造成执行中共政治任务有战斗力的革命军队。不过理论上的“党指挥枪”的确立还要经过1929年古田会议的发酵，等到1938年毛泽东发表《战争与战略》一文。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挺进井冈山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也辗转来到井冈山，两军会师后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会师后，中共领导红四军的机构达到三个--中共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毛泽东担任前两个机构书记，后一个机构先后由陈毅、朱德任书记，政出多门引发了朱德与毛泽东之争。1929年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也即古田会议，就是中共为解决朱毛之争而召开的。
古田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将三个党的领导机构合并为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陈毅等10人为委员。报告开宗明义提出“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第一大错误就是“单纯的军事观点”，“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甚至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
为了解决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报告赋予红军“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属性，因而必须坚定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保持红军的无产阶级属性。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的，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红军内部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用人、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两者统一于前委的领导。由此，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建军思想成为红军的建军思想。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已经成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首次在全党层面，明确提出”党指挥枪“的原则。”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除在军队建立党组织之外，中共还向苏俄学习建立了政工干部制度，政工干部与军事干部平行，共同领导军队，政工干部还被赋予了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权。最初的政工干部是党代表，顾名思义是党在军队中的代表，同时军内还有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党领导军队的常设机构。古田会议前，毛泽东将红四军前委改编为红四军政治部，作为党在军内的政治工作机关，执行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工作。党代表则逐渐为政治委员代替，作为军内的政治首长，后来还兼任同级党委的书记，负责执行党对军队的领导，政治部成为其执行机关。与党支部设在连上相对应，连一级有政治指导员，营一级有政治教导员，团以上则是政治委员。作为中共”党指挥枪“建军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本人就曾长期担任红四军、红一方面军、红军党代表、政委、总政委。
1937年红军总政委撤销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中共的军事领导机关，成为军队政治、军事的最高领导机关，毛泽东担任主席直至去世。
军队中的各级党组织，以及与之相配合的政工干部制度，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员的言传身教，牢牢地将”枪杆子“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成为执行中共党的政治任务的革命军队，保障”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真正体现党的意志。
以文制武 军政分离
既然”枪杆子“如此重要，如何对其有效掌控，防止出现军政府”枪杆子“指挥一切，自然成为历朝历代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对此，中国古代做了很多的探索，军政分离、文武分途、权力制衡，都是中国古代文官政府以文制武掌控”枪杆子“的结晶。
隋唐时期首先出现了军政分离的权力制衡，养兵练兵属于军队，人事行政、后勤、调动属于文官政府，相互平行，互不统属，统一于君主。隋唐继承北周的卫府制度，军队平时分散于各卫府，由卫府负责军队的训练及日常管理；军队的后勤补给、人事晋升、作战谋划由政府三省六部中的兵部管理，马匹由鸿胪寺掌管，兵器由军器监制作；兵部的作战命令不能直接向卫府下达，需经政事堂由宰相们商议，经皇帝认可后才下达给卫府。卫府大将军位高爵崇，非有战事能做的也就是处理文书而已。这一分权制度为后世各朝沿用，宋朝的枢密院、兵部与禁军殿前司、侍卫亲军，明朝五军都督府、兵部与京营。
在分权制衡之外，宋朝还出现了文官武将的分途，形成相互平行的两套运作系统。在这之前，文武官员并无严格区分，上马掌军下马管民，出将入相是很平常的事。西汉景帝时，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被授予丞相之职；唐太宗时，李靖作为武将在反击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功勋卓著，被授予文官最高职位尚书左仆射。北宋在制度安排上，抬高文人、文职官员的地位，贬低武官，以文官压制武官。明朝时，继续崇文抑武，职业军人地位低下，遇有战事不但派出文官监军，甚至直接由文官领军出征。清朝直接将官员品级分为文官武官，同品级武官实际地位低于武官，文官从二品的巡抚就能节制武官从一品的提督。
西方各国掌控军权也不外乎权力制衡、军政分离、以文制武这一套。以美国为例，总统是美国武装力量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但并不直接掌握军队。内阁的国防部负责军事行政与指挥，由文职官员担任部长，国防部直接指挥各战区及军兵种司令部。国防部内部又分为行政与军事两大系统，分别由文职与现役军人组成，军事系统的海军部、陆军部、空军部其最高首长也是文职。军事、行政两大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地位平等，相互制约，统一于国防部长。美国通过权力的制衡、军政分离、以文制武，保障了”枪杆子“始终掌握在文官政府手里，美国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却从未出现军政府。
党比枪大的制度保证
中共自建军始也面临如何掌握”枪杆子“的问题，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党指挥枪“，以党统军，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各级军队建立党组织，以党组织为军队的骨干，将军队置于党组织的绝对领导之下。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下，一支知道为何而战的军队，战斗非一般部队可比。国共内战时期，中共解放军可以实现俘虏的即俘即补，国民党士兵被俘后经过短暂的思想政治教育，即可立刻补充入解放军，并且还表现优异。
中共建政后，将其”党指挥枪“以党统军的思想落实到制度的实践，可以说与中国古代和西方各国大同小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中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从法理层面确立了中共对军队领导的合法性。
在制度安排上，中共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与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实际上是同一个机构，其组成人员和对军队的领导职能完全一致。中央军委主席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担任。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武装力量，决策和决定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切重大问题。中央军委之下，设立总参谋部负责全军军事工作，总政治部负责全军政治工作，总后勤部负责全军后勤保障工作，总装备部负责全军装备工作，四总部平行互不统属独立开展工作。在四总部之外，还有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武警四个兵种司令部，北京、沈阳、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七大军区，均直属中央军委。各地驻军既接受兵种司令部领导，同时也接所在大军区的领导。在四总部、四大兵种司令部、七大军区内部，除总政外都有自己的政治工作机关政治部，除总参、总政外都有政治委员，除总参总政外都有自己的司令部、后勤部、装备部，同事接受兵种和四总部对应机关的领导。军中大老虎总后副部长谷俊山谋求更上一层楼，尽管已经打通了负责全军人事工作的总政的关系，却被总后政治部卡住，由此可见其制衡。
七大军区之下是省军区，省军区之下是军分区，再之下是武装部，作为同级政府的军事工作机关，独立开展军事行政工作。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同级党委书记按惯例兼任同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军区司令或政委同时又进入同级党委常委会，武警则由公安部门党委书记兼任第一书记、第一政委。
相互制衡之下，既保障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军队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也将军队与行政机关区隔开来，中共中央成为统合军队与行政的唯一机关，除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之外任何机关都无法插手军队事物，而军队尽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举足轻重，却难以直接影响行政。也因为这样的制度安排，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权力交接，虽有风波，但都在和平的环境下顺利完成，实现平稳过渡。历史证明，中共”党指挥枪“是非常成功的。近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如缅甸、玻利维亚、埃及等国都频繁出现军政府，政局出现”翻烙饼“式的反复动荡，国民饱受军事政变之苦。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过，这归功于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从革命夺权打江山，到”文革“中的”三支两军“、粉碎”林彪集团“、”四人帮“，再到六四戒严，无一不彰显军队在中共政治生活中的特殊重要地位。然而，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却从未出现军政府，军队始终牢牢地掌握在中共手中，不得不说”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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