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中纪委官网短讯称，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正接受组织调查。一些早有准备的媒体立即跟进，予以详细的调查性报道。被曝光的一个细节是，郭文贵为炫耀自己的实力，让身在河北的张越在2个小时之内赶到他位于北京的办公室，然后就让他坐在门口的椅子上而不是室内空着的沙发上。这一情景让身在现场的李友深受震撼。报道更表示，作为所谓“盘古会”的成员，身为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张越是郭文贵的马仔之一，在郭的面前甚至就像一个随从。
位于北四环的盘古大观
一位地方领导人成为一位商人的马仔和随从，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其清扫宿敌，同时取得权力与经济利益。这显然不应是正常的官场状态，也不是合理的政商关系。事实上，这种政商关系在中国并不鲜见，也不是今日才有，其出现也有着近乎必然的原因。
媒体报道援引举报称，“郭文贵长期以来依靠他控制的河南裕达国贸酒店、北京盘古七星酒店，利用酒店内的高档娱乐设施、奢侈品和色情从业者进行拉拢腐蚀，并用隐秘的音像设备摄录领导干部的不光彩一面，以此要挟”。
这种“要挟”未必一定体现为直接地、强迫性地要求对方如何如何，即使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暗示也能够达到掌控对方为己办事的目的。
官方经常用“围猎”一词形容这种“诱捕”并“要挟”官员的做法。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中共高层的重视。在2015年1月习近平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就曾提醒道，“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
郭文贵并非使用这种手法的第一人。已被开除党籍并立案侦查的原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少麟之子赵晋，前中国央行行长戴相龙的女婿、数字王国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车峰，都被指拥有私人会所，并以之“围猎”高官。目前已被调查的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原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天津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都曾出入会所。
之前在重庆闹得沸沸扬扬的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事件中，扮演“围猎者”角色的是重庆商人肖烨（原名严苏）。肖烨以赵红霞等人为诱饵，设局拍照，敲诈控制地方党政干部官员。10多位官员因此受到处理。
在上世纪90年代轰动中国甚至扩大为国际事件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中，主犯赖昌星就已使用这条计策。据悉，赖昌星建立起专用红粉金钱腐蚀官员的“地下宫殿”——红楼招待所。当官员和美女鸳鸯浴或上床时，赖昌星的手下会秘密用针孔录像机录下这一幕幕镜头，留下日后要挟之用。
赖昌星、肖烨、赵晋、车峰、郭文贵，这些行事强横的商人在与官员打交道时，“不约而同”去抓取对方的把柄，或是以此要挟控制对方为己服务谋利，或是通过这种互揭伤疤的方式发展更深层次“友谊”，或是以此为他们的非正常关系提供一种“安全保障”。如果最终双方关系破裂，他们就可将其作为一剑封喉的“杀手锏”，至少也能够鱼死网破。上了同一条船的双方对此都会有所忌惮，从而形成一种威慑平衡。这也算是在中国官场对市场的压倒性态势下的一种异样图景了。
事实上，即使是这类商人们相互之间，官员们相互之间，部分体制内管理者对体制外商人或其他社会群体，也可能采用这种抓取对方把柄的方式。
商人们相互之间的竞争本是常事，但也存在暗施黑手与反目成仇的极端情况。比如在郭文贵一路崛起为商界大鳄的血腥征程中，除其合作伙伴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竞争对手北京原副市长刘志华都被其扳倒外，商人谢建升、郑介甫均被其陷害，曾为其好友兄弟的曲龙、李友都遭其倒戈，后者则立即反咬郭文贵一口。
腐败弄权的官员们互抓对方“小辫子”的现象也比较常见。过去三年里，中共反腐改作风力度加强，官场大兴相互举报之风。而在受调查之时，官员们积极表现则就会对其圈子里的其他官员构成较大杀伤力。比如王立军指证薄熙来，谷俊山指证徐才厚，徐才厚指证郭伯雄。一些观点称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胞弟令完成握有“政治核弹”，可能就是指他掌握一些人的把柄，而这就刺激了令计划政治野心的产生和膨胀，并形成与周永康等人的相互合作。
改革开放30余年后，市场野蛮生长，官场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其恶果在中共十八大后被尽数揭开呈现。政商两界高官大贾大都诞生成长于这种生态环境之中，身上有污点者不知凡几。身在其中者很自然会由此作文章，并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中共近年来的官场整顿正是对这种政治生态的整治。虽然目前已出现相当程度的改观迹象，但也存在一定的阻力，而且这会是一种长期工程，并非短时间内就能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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