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3日上海按标准的说词是解放了。我的17岁的妹妹很快到苏州参加了某个军团的前线歌舞团，不久就出发到福建前线去了。（她五十年后在中央某部的司长任上离休，算是一帆风顺。）我自己何去何从呢？回清华上学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內，因为我的哥儿们在那里大都离开学校参军或参加革命工作了。这时在上海各种（革命）机构如雨后春笋，都在召人。二野军大不说了，各种文工团，各种学校都在解放日报上有公告；但那时我读过香港出版的任白戈的“方生未死之间”，里面论及生活的“宽度”和“广度”，我知道凭我的生活体验要想成为作家自是是大大不足，急需到群众运动中去锻炼，恰好看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召兵要进军西南，四川我待过的地方，觉得真是我的最好的选择。这时候我呆在家里属于社会青年，而我的在交大的老同学张奇珏这时候已经是上海市学联的付主席，我就去找他写了介绍信，很顺利地到西南服务团报了到。
（写到这里，不能不先写写张奇珏，他过去在中学一贯急公好义嫉恶如仇热心助人，是大家爱护的班长。在学生运动中他也是奋不顾身，实际是当年上海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后来他回到南航，55年毕业，在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参加首批国产喷气式歼击机的制造。1959年在西安飞机制造公司担任车间主任，在“反右倾斗争”中因为他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一句话，被揭发批判，有人说“你不是和彭德怀一样了”，他回答说“我就是和彭德怀一样”。这一下成为全厂的典型，被批斗了一个多月，白天工作任务紧，晚上无休止的批斗导致他精神失了常，一天晚上竟提刀到党委书记办公室去要拼命。虽然他一进去之后猛然醒悟，自动交了刀，还是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结果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董按：这里面既有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仇视，也有延安党对地下党的矛盾，否则不至于如此黑着良心重判， 想到他那善良的面孔，不禁流泪。）还算好他挨到1978年得以出狱，只是身体已经受到摧残。2002年郁郁以殁。好令人痛心。）
初到西南服务团，因为我是社会青年，不像许多学校学生集体来参加，我们这个社会青年队人员比较复杂，有从监狱放出来的，也有工厂的工人学习小组的，各色人等都有吧。初与工农干部打交道，大家自然都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但有趣的是有姓蔡的弟兄三人也来参加，风风火火的，我们称之为蔡氏三雄。大概两个星期后我们调到南京去与南京的团合并，这三雄不干了想要回家，可是既来参加了革命岂可随便想走就走，上面自然不予批准。就在我们列队出发，步行到上海北站去乘火车时，这蔡家大概事先早有计划，在半路上来了个王老虎抢亲，居然把这三个宝贝从革命队伍中抢走了。可能这时是解放初期，各种组织还不严密，也就不了了之。
在南京学习了两个月，因为这是共产党初进大城市，对我们的学习特别重视。当时刘伯承是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是政委，宋任穷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上课是在原来的国民大会堂进行，讲课的人主要是宋任穷和邓小平。有一次我坐在第一排，紧挨着舞台。那天邓政委讲课，我看得十分清楚。那时邓大概四十多岁，他两只眼睛特别有神，十分精干的样子。他的四川话我自然十分熟悉。他的特点是不断抽烟（CHAIN SMOKING）,一支接一支，抽的是“白錫包”，一点不错，是当时最好的烟，其次是绿錫包和大前门。宋邓二人，还加上二野宣传部长张子意一共讲了10课左右，临出发前一个星期，在中央大学大操场上，又是邓小平政委作报告，这次讲的是“论忠诚老实”，接着就是每个人做自己个人的学习鉴定了。而且这一次我们第一次见识了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因为在所谓革命浪潮下，不免鱼龙混杂，所以在学习结束时每个队都批斗了人，个别还有被逮捕的。
就在南京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后（十月二日），我们开始了向大西南的进军行程。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西南服务团的全套人马就是支援淮海战役的华东支前司令部的全套班底，总团长是宋任穷，付团长是曹荻秋，到四川曹就是重庆的市委书记，我们一团就是接收川东区的党政班子。我们属第一支队，到了四川就管江津专区十个县，支队政委就是地委书记。共产党的计划那是做得很周密的。
行军的第一站是乘火车到武汉。我们乘坐的是闷罐车，一百多人挤在一个车厢里，十分难受，尤其是解手问题最困难。男同志就挤到门缝旁向外解决了，女同志没有办法，就围成一圈，形成个临时包厢，中间就权充女厕，用脸盆解决。凑凑合合地狼狈不堪地到了汉口。休整一天后又向长沙进发。火车渡过汨罗江时看见四野的工兵部队还在继续抢修汨罗江大桥。
我们从长沙开始徒步行军了。这时湖南省政府主席 程潜和陈明仁的部队已经起义，上级交代他们的军纪不大好，需要注意。我们在路上碰见过一些散兵游勇，有趣的是他们的胸章，上面印的是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这个胸章如果能够保留到现在，一定是历史文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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