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古代重要政治思想之一的法家学说受到关注。据报道，习近平偏爱中国古代经典学说，特别是法家思想。现代化的法家思想在中共内部文件和习近平的讲话中都有所体现。
2014年10月举行的第四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司法改革是反腐败运动的基础。中国社会动荡的来源之一就是政府将法律视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司法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公正的司法体系，避免官员为满足个人利益滥用法律。
中共历代领导人画像（图源：VCG）
《国家利益》杂志刊文称，中共内部的思潮变化从怀疑共产主义、有限西化转为依靠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政坛的改革趋势与法家思想完全一致。
章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家思想为彭德怀、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提供了理论基础。彭德怀批判大跃进时强调，需对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对国家的意识形态需理性规划，这两点正是法家学说的标志，也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而习近平的司法改革和各项政策只是法家思想在中国政坛的最新表现。
习近平的“中国梦”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大复兴，不再惧怕受到他国攻击或肢解，这恰恰体现了法家的治国理想。法家学说不仅可以解释中国的百年屈辱史，更为中国实现从屈辱向强大的华丽转身提供理论基础。
法家思想的指导原则之一是与其他政治和哲学思想结合，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对自身重新定义。例如，现代的法家思想就反对毛泽东文革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群众运动，而邓小平“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无论黑猫白猫，只要能抓耗子就是好猫”就体现了法家思想在特定历史时代的与时俱进。
法家思想指导原则之二是关于人性。 “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文章称，然而，单独依靠奖罚机制是不够的。法家思想第三大指导原则就是根除一切与法家思想格格不入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群体。例如，商鞅曾经主张清除一切与农耕和战争无关的活动，如文学和哲学的学习、礼乐孝悌的培养等等。韩非子也在《五蠹》中明确指出，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工商之民，是危机国家的害虫。他们的思想不利于政治稳定，并给人错误的认知，即社会的进步是通过政客的巧舌如簧实现的。
习近平在其“中国梦”的叙述中也强调了法家的这种观点。“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强调脚踏实地，杜绝夸夸其谈。此外，在中共内部第九号文件中可看到当代版的“五蠹”，即“七不讲”。“七不讲”（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之所以不能讲，是因为这些思想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目标不符。
了解中国法家思想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中国国内和国际政要理解中共的统治根基，理解中国政治环境下的司法改革有何不同，以及中国在西方引导的全球化体制下能够走多远。虽然北京的政治和外交言辞起源于西方启蒙思想家，但是对于这些言辞的理解却是基于西方价值观和中国本土法家思想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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