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后，中国左的势力还很强大，如果邓小平轻率地启动政治改革，原教旨主义的力量可以在瞬间将他淹没，胡耀邦、赵紫阳的结局就是明证。邓小平不启动政治改革也是保护自己，只有如此，才能以换取保守派对他进行经济改革的支持。如果邓小平当年站到胡耀邦、赵紫阳一边，他的结局只能是下台，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也肯定将中断，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可能还要等很多年才能出现。
1987年10月21日，中国北京，赵紫阳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一同出席中共十三大（图源：AFP/VCG）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应该很清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经过二战后50年的和平经济竞赛，到1978年邓小平重新执政时已经可以证明，与西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相比，公有制、计划经济是一种失败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微观经济领域，邓小平在农村大力推广分田到户，在城市支持私有经济的发展，在沿海则大力引进外资（来自海外的私有资本）；在宏观经济领域，邓小平则不顾党内最有经济权威的某些人的反对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经济基础（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制度），上层建筑则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即如果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则起促进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
公有制、计划经济其对应的是威权政治体制，因为计划与分配需要强权来推行，而私有制、市场经济需要的是自由、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交换需要交换者平等、自由的社会地位。奴隶与奴隶主是不可能进行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的。
邓小平在中国大力推进私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他应该很清楚，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这必然最终导致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如果邓小平在主观上不希望中国建立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法律制度，那他绝对不会大力推进私有制及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因此，我们从邓小平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可以推断出邓小平是希望在中国建立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制度的，这一点在邓小平的以下言行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一、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即要求大规模地向美国派遣留学生，邓小平的公开言论是要这些留学生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但傻瓜也会知道，这些留学生在见识了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后不会受到影响；明知会受到美国政治制度的影响还要派留学生去，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内心的政治倾向。
二、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时说：“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50年后实际上也没有变的必要了。”没有变的必要了，这说明邓小平希望并相信50年后的大陆会建立起与香港一样的政治、经济制度。
三、当然，最能说明邓小平建立民主与法治的政治制度的想法是他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讲话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邓小平迫切地希望进行政治改革以在中国建立起自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
四、邓小平领导下制定的1982年《宪法》虽然有中国特色，但国家领导人的二届任期限制，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分工与独立行使权力的规定却是典型的美国宪法蓝本。
五、邓小平大胆起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这些具有市场经济与现代政治观念的人进入重要领导岗位。
六、邓小平军衔改革时最高军衔设定为上将，这其实也是摈弃了苏联的元帅制度，向美国看齐。
七、邓小平出山曾在多个场合感叹：二战后紧跟美国的国家多数都发展起来了。其言下之意不外是：实行苏联制度的国家都很悲哀。
八、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并没有选择在这场风波出力最大的陈希同、袁木等人接任国家领导人。
上述事实足以佐证邓小平希望在中国建立民主、法治制度的愿望，但邓小平为什么直到逝世也没有在中国启动或敦促启动政治改革呢，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政治之迷，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邓小平的个人经历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就能解开这个历史之迷。
一、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从他出生直到1976年，中国就一直处于持续不断的动荡之中，这些持续不断的动荡导致中国内部无尽的自相残杀，也导致持续的外族入侵，这些内乱与外侵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同时，动荡也给邓小平的战友们及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要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也没有个人的幸福可言。因此，可以说，社会动荡给邓小平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远离动荡，维护稳定以实现经济发展，是邓小平1978年后最主要的政治追求，这当然主要是为国家与人民考虑，也不能否认有个人安危的想法。
但1986年到1989年仅仅相隔不到三年时间，中国就因为民众对政治改革的诉求而发生了两次政治动荡，这使邓小平对政治改革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高度敏感，尤其是1989年，局势几乎失控，最后只得用非常手段来恢复社会秩序。对政治改革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最终使邓小平放弃了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启动政治改革。
二、政治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工作量，其阻力，其复杂程度远非经济改革可比，这种改革既需要政治家非凡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崇高的历史责任，更需要政治家们有充沛的精力去应对改革所必然产生的繁杂事务，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改革能避免社会动荡，只是这种动荡程度大小、时间长短不同而已。世界各国的政治改革或政治进步史证明，只有经过激烈的社会对抗、较量与动荡，新制度才能建立起来。那种试图通过中央政府的一个文件或某个政治家们的个人威望就可以实现中国政治上的软着陆的想法是极端幼稚的。而1989后的邓小平已经85岁高龄，他已经没有了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政治改革所需要的精力。
三、1978年邓小平复出时，中国的经济实际上还没有从崩溃的边缘走出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依然吃不饱、穿不暖。致使到1989年，中国依然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当政治改革必然引起的社会动荡会可能破坏经济的发展时，邓小平只能选择牺牲中国人民的政治权利来发展经济，尽管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邓小平没有第二种选择。
四、1978年后的左的势力还很强大，如果邓小平轻率地启动政治改革，原教旨主义的力量可以在瞬间将他淹没，胡耀邦、赵紫阳的结局就是明证。邓小平不启动政治改革也是保护自己，只有如此，才能以换取保守派对他进行经济改革的支持。如果邓小平当年站到胡耀邦、赵紫阳一边，他的结局只能是下台，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也肯定将中断，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可能还要等很多年才能出现。
以上或许就是邓小平生前没有启动政治改革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尤其是1938年以来长期进行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集权主义教育，使中国人民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公民与宪政的概念。在这样的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失败的可能性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邓小平没有轻率地启动政治改革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虽然，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政治改革，使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迅速成长，严重侵害了中国人民的权利、尊严、利益，损害了许多国家利益，但放弃政治改革却保护了邓小平本人，也进而保护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权贵们攫取的巨额财富绝大多数还留在国内，即使汇往国外，附着中央反腐的深入，这些财富终将回到它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手中。
在威权体制的框架内，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它社会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到了非开始不可的历史关头，中国的经济也具备了抵御一场无法避免的因政治改革引起的社会动荡的能力。中国当前迫切要做的就是加快对民众的政治启蒙，使之尽快地接受到民主、自由、人权与宪政教育，学会用妥协、投票的方法解决内政问题，唾弃暴力、阴谋的政治手段，以将政治改革所必然引起的社会动荡与破坏减轻到最小的程度，为习李即将开启的伟大时代扫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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