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cesco Sisci撰文／怀著最好的动机去翻看历史，我们很难为西藏找到证明或反驳它与北京关系的证据。然而，被中国当作意识形态工具使用了几个世纪后，历史已无法继续为今日的问题提供帮助。事实上，中国不需要历史来证明西藏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地域政治，已是最好的出发点。
若抛开历史谈西藏，将会给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中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简单地以地缘政治取代历史，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要求中国推出相应政策，以求得海内外在此问题上的一致。说到底，西藏问题的症结在于管治不力。要知道，很多藏人依然忠于达赖喇嘛，而北京对此颇有介怀。几百年来，历史（对它的管理与操纵）就像指南针一样，创造了统治中国所必要的意识形态范例。中国上世纪初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键特征（如对历史的激情和非常实用的本质）产生了共鸣。历史与实践合拍，也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事实了。
最近发生的西藏危机，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著历史，并迫使中国寻找新的指南针。实践与实际原因，都无法再和历史及对历史的操作相衔接。3月14日的西藏起义及随后出现在其它中国城市的藏人游行，均为中国未来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抗议活动本身，也超越了顺利举办北京奥运会的迫切要求；这些问题事关中国的历史、地理及它在全球的角色。中国政府称，西藏隶属于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元朝甚至更远古。有著政府背景的中国网（china.org.cn）写道：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建立了吐蕃王朝，疆域覆盖今日西藏的大部分地方。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
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考虑到当地历史传统、社会状况与自然条件、种族与宗教，元朝政府对西藏实行了有别于其它10个行政区的特别措施。首先，元朝皇帝忽必烈汗命萨迦派的西藏喇嘛八思巴（Pagba）为“帝师”，加封“大宝法王”，主管全国佛教和西藏地方政务。这是中国历史上僧人所取得的最高封号。第二，元朝在建立不久还成立了总制院，管辖全国的佛教事务与西藏的军政事务。1288年，它改名为宣政院；丞相通常负责宣政院，而由“帝师”提名的僧人担任副手。就这样，中国历史上首个专管西藏事务的中央机构正式宣告成立。第三，元朝还将西藏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区，并提拔各级别官员，以加强行政管理，而“帝师”则承担整体责任。
不过，以此称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有些牵强。原因有两个：1，将元朝的情况当作中华的传统，存在争议。当时的统治者为蒙古人，官方语言为蒙古语或波斯语，而汉人只是二等公民。2，蒙古人通过支持不同派系，介入了西藏的权力斗争，但是这种行为有没有上升为直接对西藏的统治和管理，还存在争议。美国汉学家白慕堂（Thomas Bartlett）如此总结：“蒙古人的元朝仅通过藏族宗教领袖之手来施加对西藏的统治，并没有征服、占领或统治西藏。”
到了清朝（1644-1912），情况又完全不同。当时，西藏一直是满族人、准葛尔人及俄国人三方角力的一个主要目标；满族人与准葛尔人更为西藏的控制权而斗争了多年。防止西藏精神领袖与准葛尔人结盟，也就成了满族人当时政策的重中之重。康熙皇帝还曾将自己比作将八思巴奉为“帝师”的忽必烈汗之转世。这一比较并不合适，因为忽必烈汗是出于宗教信仰，而康熙则完全是带有政治目的。还有人说，六世达赖喇嘛1706年被谋杀，得到了康熙的默许，因为他既有动机又有手段。1708年，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在满族人控制下的“康区”（Khams，今四川西部的西康地区）找到，正中康熙的下怀。这个孩子成长的一切，都在康熙的过问之下。1720年，他被清兵护送入藏，行使达赖的权力。
一些史料认为，清朝对西藏的吞并始于此时。不过，这实属夸张。满族人竭力希望在西藏建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傀儡政权；1721年，康熙在一份圣旨中称西藏已被满族统治80年，并打算用更严厉的文字写明二者的关系。藏人表示，应继续延续传统的“施主与喇嘛”关系，即不认为康熙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为“君臣关系”。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在《900—1800年之中华帝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写道：从当地管理来看，西藏仍独立于清朝；身为领导者的喇嘛们并未得到除此之外的任何政治利益。牟复礼说，清朝成立管理蒙古、俄人和西藏事务的中央机构—理藩院，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观点。蒙古的一部分属于清朝，也有疆域属于准葛尔人；俄罗斯则从中亚和东北亚对清朝虎视眈眈。
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彼得•普度（Peter C. Perdue）在新著《中国挺进西---大清对欧亚中心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写道：“西藏发生内乱，令雍正皇帝下定决心，派兵进藏。1720年，清兵在康熙的命令下已进驻拉萨，赶走了准葛尔人，并成立了军政府，还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被准葛尔人占据的布达拉宫，重新回到了达赖喇嘛的手中。占领者的官邸均被拆毁，而年仅12岁的七世达赖则沦为了西藏贵族们统治的傀儡。两位最有权力的人是西藏西部噶伦琐南多结（Sonam Stobgyal），又名颇罗鼐（Polhanas），和康济鼐。二人曾率众抵抗准葛尔人的统治；三位清兵官员连同三千人的部队，一同监督著西藏政府的运作。西藏的局势并未因此获得稳定，因为当地统治者仍无法成立一个名至实归的集权化议会。”
驻扎的清兵，逐渐成了藏人们的负担。当地的谷物价格飞涨，尽管清朝政府花费了巨资，千里迢迢地从内地向西藏运送粮食。主将年羹尧和延信（康熙的侄子）曾向康熙进奏，应尽快从拉萨减少驻兵。雍正则下令迅速撤军，以实现其加强内线防御工事的计划，如与准葛尔人议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康济鼐曾恳求雍正再次考虑，但遭到拒绝。这段描述与牟复礼的观点并不矛盾。由于它强调了当地贵族的角色，为讨论清政府在西藏事务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留下了空间。雍正想安抚准葛尔人，因此下令放弃对西藏的完全控制，以避免与这位好战的邻居发生更多冲突。当时，清朝已无法应付与准葛尔人的消耗战，还要提防东进中的俄罗斯人。如此分析，清兵从西藏撤出有两个原因：驻藏清兵无法从贫困的当地得到供给，而由于交通落后和成本太高，从周边省份运输补给也不现实。
如今，北京大可以称情况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向西藏提供物流补给，不再“难于上青天”；中国的国力雄厚，足以维持在拉萨及西藏其它地方的驻军。此外，它无需讨好准葛尔人之类的周边对手，也无需应对象18世纪的沙皇俄国那样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简而言之，中国如今能竭尽全力实现历史上无法完成的任务—全面控制西藏。尽管如此，西藏与北京的政治关系仍停滞不前。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在乾隆时期承认西藏是清政府的藩属。在说到北京与高丽（今朝鲜半岛）、暹罗（今泰国）等如今已脱离中华版图的领土的政治关系时，用“藩属”一词似乎并不贴切。但英国人或认为这个寓意模糊的词语恰恰能掩饰他们垂涎中国领土的野心。当时，沙皇俄国从北蚕食著清朝的疆域；法国人已占领了越南，随时准备向北进犯；统治著印度的英国人，则希望把女皇的恩泽惠及喜马拉雅高原。若能证明清朝对西藏等领土的统治已到了事实上或法理上分崩离析的地步，显然对这些西方列强都是件好事。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中共1950年之后对西藏的统治模式，可谓是前无古人。当然，中共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模式，同样是史前无例。用10万官员来管理4亿国民（官民比例为1：4,000），已令乾隆皇帝感到很满意。若将这一比例扩大20倍，即一名官员拥有随从、护卫、秘书等20人并不过分，则变成了每200名百姓中有一名官员。当时，清政府还实行著两级体系，即官员由中央供养，而护卫、秘书等则由地方承担。如此一来，中央很难避免地方官员变成“土皇帝”的情况，因为地方的管理权已大多落入了与官员有密切关系的贵族和富人手中。为避免这一恶果，中共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党组织，党员人数也因此大大增加。他们严格执行党纪，使中央指令得以迅速传播至国家的每一个角落；现代通信技术的应用，更大大缩短了这一过程。目前，中国总人口不到14亿，但党员人数却已达到了7,000万。
理论上讲，所有官员均受制于中央，并受中央的监督。同样，由于中央有能力绕过中低层官员，没有人能成为“土皇帝”。中共对西藏的影响，与它对其它省份的影响几无差别。上述分析自有其重要性，因为它为中国统治西藏提供了合法解释。若缺少这一点，中国或许能用武力征服西藏，但此举无疑会影响北京在海内外的形象。这一观点，是在1950年后才逐渐形成的。美国藏史研究专家史伯林（Elliot Sperling）的《汉藏冲突的历史及争辩》（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一文，被刊登在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EWC）在2004年第七期的《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中。他在文中写道：
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共成为了自清朝覆灭以来有能力与决心主张拥有西藏的首个政府。对中国领导人而言，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过去的征战与屈服已不足以创造历史。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看，“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需要科学化的印证和证实。受此理念驱动，中共认真研究了西藏历史上隶属于中华的性质，随后得出了沿用几十年的结论，即在蒙古人的元朝将西藏与中国各地纳入版图之下时，西藏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受当时的意识形态所限，人们无法接受中国纯粹是出于地域政治的原因而进入了西藏高原。无奈之下，中共只好把解放当地百姓（符合共产主义理念）和继承历史（符合中华历史），作为控制西藏的合法解释。
随后，人们在谈到西藏时的用词也发生了变化。民族主义者曾乐意将西藏称为“处于中国主权之下”或是中国的“藩属”。但这两个概念有著很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与当时刚刚经历了革命的新中国不相符。50年代，中国创造了一个描述西藏地位的、且目前沿用至今的词语—“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词非常模糊，足以经受人们对西藏与中国既往管理的认真考究；同时，它又非常精确，指明了西藏属于中国。然而，这种过于依赖历史的立场，却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武力及因此取得的胜利，不足以令公众达成共识。教育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而历史则被认为是最实用、且文明很多的手段。不过，它需要对史实进行操纵与教育等复杂动作。然而，这类动作越多，越容易给其它历史解读资料留下可攻击的漏洞；研究的历史越长，发现的漏洞也就会越多。例如，西方历史学家多次指出，明朝政府并未在西藏建立政权，“明朝没有在西藏颁布任何法令、征收任何赋税等”。
这种说法，无疑令西藏为中国藩属的说法站不住脚。历史漏洞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历史是在为政治服务，与之相左的历史观点都清除出了史书。19世纪中叶之前，当不少国家附属于中国时，这种手法还算有效。进入现代社会，中国想继续做到滴水不漏俨然困难万分，且加强修改过的历史教育，反而弱化了官方立场。一旦人们对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声明产生怀疑，他们也会质疑政府的其它声明。正由于西藏历史存在争议，西藏问题让中国人与外国人感到模糊，也就毫不出奇了。比起西藏，越南似乎更有理由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它有几百年一直使用汉字，语言与华南地区的方言相近，并在汉朝时归顺；相反，西藏的语言和文字，完全与汉人不同，与中国接触的历史也相对较短。然而，历史弄人：西藏成了中国的一部分，而越南却是个独立国家。朝鲜半岛的例子，也能说明这一问题。
越南的例子，似乎更有意思。1950年，人民解放军分别到达西藏和越南边境。若继续前进的话，中国将难免与法国发生直接冲突，因为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而西藏就不同，并没有其它大国的保护。英国虽然因1947年印巴分治而撤离印度，但仍在亚洲保留了大部分利益。它本应该在西藏成立类似于摄政体制的政府，对其提供包括军事支持在内的帮助；它本可以在喜马拉雅高原保留驻军，监视中国的一举一动。显然，新成立的中国必然不敢轻举妄动。印巴分治刚实现，第一次印巴战争的战火旋即燃起。因此，两国无暇关注西藏问题。对印度而言，它更情愿中国人出现在喜马拉雅高原，而不是英国人。当达赖喇嘛1959年出逃至印度时，尼赫鲁还就向西藏难民提供保护的可能性而咨询毛泽东的意见。据说，这位中国领导人当时回答说，让藏民呆在友好的印度总比在敌对的美国好。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军队进入了西藏。英国在乾隆时期承认西藏是中国的藩属，但是如何理解和从政治上翻译这个词，却有些难度。别忘了，对北京而言，高丽、暹罗和西藏虽然同为藩属，但地位却明显不同。那么“藩属”一词与当时的殖民地有无区别呢？如今，殖民地已成为昨日黄花，但俄罗斯和美国等大国仍将殖民扩张时所侵占的土地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它们之所能这样做，是因为地域的连贯性。英法之所以丧失了殖民地，恰恰是缺少这一因素。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也是出于这一原因。事实上，清朝时处理西藏政务的理蕃院，在英文中就常被翻译为“殖民地事务办公室”。在《联豫驻藏奏稿》（1979年出版）中，中国藏学家吴丰培将清朝在西藏的工作与英、美、法、荷的殖民机构进行了比较。
当然，在反殖民运动日益高涨的50年代，中国若继续把西藏当作殖民地，显然不合时宜。当时，苏联、美国等其它国家，靠著地域连贯性的便利，保留了在殖民时期占领、征服或因原住民稀少而占有的大幅领土。在19世纪，国体不同且边境划分也不同。欧洲国家会以共享的权力与义务来划分边境线。若不承认这一政治原则，就有被其它国家吞并的危险。清朝则是个特例。它太强大无法被瓜分，而其遵守的政治原则也与欧洲不同。当时，西方外交官（很多后来变成了历史学家）尝试著将中国的政治领土原则翻译过来；有了这些译稿，他们便开始顺理成章侵占清朝领土。上世纪初，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作出了回应，向海内外人士重申了中国在疆域问题上的立场。这些声明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定了基调，并把西藏、新疆和蒙古包括在内。为提高中国人在洋人面前的自豪感，孙中山指出中国有著5,000年的悠久历史，比西方文化的鼻祖古希腊与古罗马还早数千年。此后，唯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均被认为是年轻国家，还可能被看不起。
在年轻、精力充沛的、现代化的西方人面前，中国人常常感到自惭形秽。孙中山的政治新发明，无疑提升了同胞们的民族自豪感。孙中山说，年轻一无是处，古老才是真正文明的原因。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屡屡抢到这一点，称没有国家能比中国更古老，更有价值。国民党在历史与地理上的立场，为中共后来执政打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尽管有著如此骄人的进步，国民党在清朝覆灭后仍缺乏统一中国疆域的能力，更别提做出其它领土声明了。也只有在1949年后，中国人才拥有了这样的能力。在西藏方面，情况并没有变得清晰起来。与中方摆出的大量资料文件相比，藏民在主张独立时所能提供的历史证据实在少得可怜。西藏之所想独立，症结在于它认为与中国的关系就像中亚地区较为普遍的喇嘛与施主之间的关系。其中，中国是施主，而西藏是喇嘛。
随著时间和环境的迁移，喇嘛与施主的关系或会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含义。理论上，无论西藏与中国的关系是藩属、独立、或是某种形式的依付，这种喇嘛与施主的关系都与之并存。事实上，即使是中方最空泛的历史描述，也比藏方的说法接近现实。藏人以宗教人物与普通信众的关系来形容两者的关系，反击中方的历史论据。不过，最后双方都不愿聆听对方的观点。西藏似乎从其在20世纪上半叶所处的状态中找到了独立的政治理由，称西藏在中国软弱的情况下事实上已获得独立。的确，中国很多省份当时也面临这种情况；但没有国家承认西藏或中国其它省份的独立地位。
解放军1949年入藏，将其融入现代化的中国，自然有了充分的地域政治理由。一谈到中国，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它长达5,000年的漫长历史。历史如此悠久，西藏在其中占据了至少20%的时间段。因此，我们得知西藏从1,000多年前的元朝起开始属于中国。与孙中山时期备受屈辱的中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局势已发生了显著变化。5,000年历史的想法，失去了相应的作用：当年，它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如今却让这个民族变得有些自大傲慢。若指望在未来几十年里挤入第一世界，中国应该谦虚和低调，前提是它仍希望在和平中崛起。它目前的疆域不会改变；其它国家也无意改变这一局势。就像以色列与美国一样，今日的中国既可以说是个古老国家，也可以称之为年轻国家。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的历史延绵数千年。以色列也在1949年前后建国，但历史能上溯到摩西及古埃及时代；美国建国于1776年，毫无疑问是个年轻国家，但它的一切传统均来自于同样有著数千年历史的欧洲大陆。
一条新的历史年线，或许能让中国的领土声明在政治找到合理与合法性。历史年线越短，在解释时遗留的漏洞也就越少。这时，我们就不能不提及达赖喇嘛的政治作用了。从新中国建立伊始，达赖与班禅的地位便被中共领导人放在其它西藏喇嘛之上；他们二人在藏民的文化与宗教生活中的影响力，可以窥豹一斑。有著传奇经历与享誉全球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藏民甚至华人中都有著广泛的影响力。实际上，达赖喇嘛对藏民的号召力，远远超过了教皇对基督教徒的影响。首先，教皇代表著上帝，但他并不是上帝。他是选举产生的，任职20～30年；而达赖与活佛无异，是终身制。其次，达赖是民族与文化的象征，而教皇绝无这一功能。
若中共官员鼓励僧人和普通百姓谴责达赖喇嘛，以便亲北京的班禅喇嘛能尽快得到认同，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僧人怎会去谴责自己的佛祖，自己的身份呢？藏民怎会否认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身份呢？如果要这样做，他当初何必要当僧人呢？既然生为藏民，这种身份又如何放弃呢？同样，一个信奉基督的汉人也不会去谴责自己的信仰或自己的汉人身份。迫于高压时，西藏僧人可能会不得不卧薪尝胆，寻找痛斥统治者的最佳时机。西藏问题，似乎变成了时间游戏。若达赖喇嘛过几年去世，而藏民抗议活动尽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北京所考虑的就是提升班禅喇嘛的地位，使其的影响力超过其它流亡海外的喇嘛。即便到时北京与西藏流亡政府各选出一位达赖的转世灵童，中国仍有20年来控制局势。届时，流亡海外的达赖将无法获得藏民的认同，也就只剩下亲北京的班禅与达赖了。
对中国而言，这种情况最为理想。它将获得将西藏藩属化的时间与机遇。但这可能造成汉人与藏民的分歧更加严重，因为藏民在文化上已濒临被彻底消灭的地步。达赖喇嘛批评说，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文化灭绝政策，破坏所有的文化遗产。但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一点都闭耳不闻。在过去60年利，中国领导人已对自己的文化实施了“灭绝政策”，并认为这是迈向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全球化，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少本土文化都消失在全球的大熔炉中。中国人认为，他们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力度，远大于对自己的文化。这种心态，相信还会持续到未来。毕竟，中国就是个历史的大熔炉，成功消化了清朝的满族文化、元朝的蒙古文化、唐朝的突厥文化。为何要放过西藏文化呢？
但如果达赖喇嘛依然健康长寿，藏民抗议活动不断升级，国际社会的关注并未因奥运会胜利闭幕而转移，北京就不得不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不然将带来重重麻烦。达赖也是能令西藏局势走向缓和的唯一人物。如果藏民抗议持续，但北京拒绝与达赖对话，那对国际社会而言，中国显得非常无情。在国际社会上，达赖是位德高望重的宗教人物。长时间不与其展开对话，将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全球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动机日益担心的时候。废除西藏传统文化，届时很可能会被视为一种令人警惕的信号。中国与西藏的未来历史如何书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之后十年所发生的事情和中国在达赖喇嘛问题上的处理方式。
或许，中国应研究一番历史在中华帝国与在古罗马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在中国，历史是为皇帝撰写的；而古罗马则允许历史学家有著独立观点。事实上，他们常与元老院一条战线，对皇帝并非言听计从。正因如此，我们才知道古罗马最荒淫的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曾提名他的御马进入元老院，而暴君尼禄（Nero）故意在罗马城纵火，然后嫁祸于基督教徒，以便对他们进行迫害。这些皇帝的举止，听起来都疯子一样，但史书并未因此而抹杀他们在关键时期维护并扩大帝国疆域的功劳。就连古罗马的宿敌汉尼拔（Hannibal），也被历史学家描述成一位尊贵的将军；虽然古罗马视过著游牧生活的日耳曼人为蛮族，但不妨碍史书将他们称为伟大的好战民族。
史书对古罗马敌人和自身缺点的描述，非但未贬低国家的形象，反而让它高尚起来，变成了一个成功克服了种种困难与挫折、并最终迈向胜利的帝国。在美国新闻界与当代史中，就可以察觉到这一传统的影子：作家们深入探讨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在最后呈现一个迈向胜利的美国形象。这样的历史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没有删除与之观点相左的版本，听起来更具真实性。随著古罗马最终的胜利，历史更加证明了国家的真正伟大，因为它成功迈过了所有艰难险阻。然而，上述情况不可能发生在中国。正史虽然谈到了所有历史事件，却很难令人信服。目前，中国已无必要去继续撰写有利于自己的历史，例如在西藏问题方面。抛开了旧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及解放人类的观念后，单说出于地域政治原因而控制西藏，已足以避开任何危及中国统治的理论上的挑战。然而，地域政治原因也易令情况变得复杂：它将招致惟以实力计较得失的危险，从而引起其它国家的惴惴不安。地域政治，还需与一些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温和措施相配合。也就是说，中国应通过提高管治能力，来赢得海内外支持。
中国政府以目前的政治需求为方向来调整历史角度的做法，让外部世界普遍感到恐慌。北京无疑在告诉世界，中国人最初并不认为他们应统治西藏；而这或许是中国面临的最棘手问题题。历史之所以为此，因为所发生的大背景已成为过去。苏联解体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它不会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适用。目前，巴尔干化趋势在全球日益抬头，超过100多个要求独立的组织活跃在世界各地。假如它们都实现各自主张的话，世界将出现100多个新生国家。若简单地使用民族自决权来解决问题的话，相信会在全球激起更汹涌的独立运动。为了生存与繁荣，这些新生国家只能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代价是被迫向世贸、联合国或欧盟之类的国际组织放弃部分领土要求。如此一来，当初分离又有何意义呢？难道是为了满足少数民族的野心？还是反抗单一民族的统治，争取自由？抑或是企图通过分裂来削弱该国实力？或者是以上动机都有？
这些才是真真切切的问题；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寻求独立，而是提高管治水平。就像上世纪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样，独立运动俨然被当作了解决凡间种种问题的革命性救世良药。在情绪化的争拗面前，理性总是显得非常无助。这大概是隐藏在伪理性历史争拗背后的可怕内容；稍处理不慎，又往往会燃起难以驾驭的民族主义情绪。 作者Francesco Sisci是意大利《新闻报》（La Stampa）的驻京编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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