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是现代国家政府执政方式的一种。威权主义在当代世界的践行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显示出威权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成功的威权主义的可以做到铁腕治国，令行禁止，拥有较高的执政效率和较好的执政效果，比如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失败的威权主义则施政无方，可能使得国家滑向集权主义或者成为西式民主的试验场。现在的中国是典型的威权主义国家，在走出“极左”时代后，当代中国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靠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执政近四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得以巩固。但是，历史走到今天，中国的威权主义也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邓小平和李光耀都是威权主义政治的代表人物（图源：网络）
中国威权主义面临的挑战
中央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在讲究效率之外会产生不少负面效应，中国也不例外。眼下，中国执政党面临的较大难题就是各级官员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官场投机行为。一直以来，中国官场就存在一种不健康的现象，很多官员因为上级领导表现出某种偏好，而往往采取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投机的方式来“讨好”上级领导，而且采取的方式往往很极端，从而忽略了实际情况，甚至会违背客观规律和上级领导的初衷。
比如，自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中国最高领导层提出发展“不惟GDP”的理念。领导人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中国经济进入“调结构”和转型升级的阶段，而不能再只看GDP增长的指标。但是，这被各级官员理解为GDP不再重要，于是从那以来很多地方经济增长数据变得很“难看”，地方官员对于GDP的漫不经心是政治投机的一种表现。
还有，当最高领导层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的“钟爱”和赏识后，某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人，就纷纷“媚上”。不仅中小学教材中古诗词的比例大幅度增加，中考和高考增加国学考试内容，“四书五经”等成为学生的必选教材。甚至，教育部门开始排斥一切现代政治理念，提出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的要求。这也是教育部门政治投机的表现。
当最高领导人喜欢足球，于是下面的领导又纷纷大搞“足球大跃进运动”，不仅成立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足球成为从小学到高中的体育学习项目，甚至中考也要考足球。且不说一下子到哪里去找这么多足球老师，就是场地的问题也是很多地方无法满足的。这种“足球大跃进”的做法也是一种政治投机的表现。
上面提到的三种政治投机现象是目前比较常见和普遍的政治投机行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政治投机现象，不再一一列举。“上必有好下必甚焉”，政治投机行为往往是官员出于投机上级乃至最高领导人所好，忽略和不顾现实的实际情况，这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恶果。
威权体制下官僚主义的危害
威权体制下的官僚主义投机行为贻害无穷，这导致中国官员缺乏行政自信和行政能动性，官员腐败和政府低效现象严重。
官员的政治投机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导人和执政党的印象。正如多维名博牛泪此前所言“必须认识到，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一些部门或官僚慑于习近平权威而衍生的过火政治投机行为，已经影响到习近平的执政形象，也扭曲了执政党的施政思路。一些些具有投机性的行为模式，都偏离了习近平得要求，是对中央方针政策的扭曲。这样的情况，在毛、邓主政时期也多有发生，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和舆论环境中，其负面效应会更为突出，相信习近平自己有时也会很不满意，对中共而言，必须要深刻认识到这种不良现象产生的体制原因。”
政治投机行为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政治现象和行为，不利于健康官场文化和生态的形成。政治投机现像的存在会把领导人个人的某个意志推向极端，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畸形和扭曲，最终不仅浪费了资源，还让整个社会来承担政治投机的代价和后果。
政治投机行为会助长人治歪风的盛行，不利于依法治国的贯彻落实，也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转型。因为官员的政治投机，仅仅是以上级领导的个人喜好就作为工作的重点方向和全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样的做法助长了长官意志的盛行，是属于封建时代人治的范畴，不符合法治社会建设的要求，不仅可能会造成决策的失误，还可能把整个社会带往灾难的境地。
中国官员需要行政自信和行政能动性
应该反思的是什么原因造成官场层出不穷的政治投机行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中国是一个威权社会的大背景下，中国官员们缺乏行政自信和行政能动性，“只唯上、不惟下”，投领导所好就能够保证自己得到领导的赏识，进而有望得到提拔。下级和百姓对于官员来说则不重要，既不能决定他的升迁，又不能影响到他的收入，于是官员在制定政策时也就没有必要考虑民众的感受。
政治投机现象普遍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中国自古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即便发展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但是官本位的文化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撼动和改变。官本位的社会，权力影响和决定一切，而权力又是不受到制约和约束的，于是很多人把追求权力作为最大的快乐和目的，这也就间接促成了政治投机现象的不断出现。
贴近民意，这是官员建立行政自信和实现政府廉政高效的来源。中共官场充斥政治投机现象的原因很大可能是因为中国社会缺少民主机制，民众在政府做决策的过程中没有参与权，仅仅是政府决策的执行者和受约束者，中国社会的民主机制存在严重问题，人民群众的意志得不到尊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为政治花瓶，给了各级政府于官员“发扬”长官意志的机会。民主机制的不健全就导致了官员的权力“一权独大”，而官员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又来源于上级的信赖和授予，于是“媚上”就成为官员最“划算”的政治投资，官员的政治投机行为也就因此而生。
中国历来十分推崇新加坡式的威权主义，但是必须注意到，新加坡威权主义的关键是政府做到了廉政高效，经济上实现了富裕繁荣，这既是新加坡威权主义的结果，也是其威权体制合法性的来源。相比而言，虽然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取得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这构成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最大根基，但同时，中国面临的地区和城乡发展差距，贫富悬殊，社会缺乏公平与正义，官员特权与腐败、官僚主义等问题，使得中国的威权主义越来越遭受质疑，这些问题难以解决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共产党威权主义执政方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也是中国威权主义面临的最大治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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