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穿越至宋朝，到当时的瓦舍勾栏转转，就会发现，讽谏时政、取笑官员乃是宋代滑稽戏的常见节目。据北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现在的伶人，多拿当官的调笑）。南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也说：“俳优侏儒，固技之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世目为杂剧者是已”（俳优侏儒虽然地位低贱，却能在演出时讽谏时政）。所谓“蒙诵”“工谏”，指的便是曲艺讽政的古老传统。
安徽岳飞庙秦桧夫人跪像胸部被摸黑 “恨”到极致（图源：新浪微博@守护夏都）
一个时代是否足够开明、宽容，我觉得可以从一些细节上去评判，比如看看当时的文娱节目在讽刺什么，是敢讥讽达官权贵，还是只敢嘲弄底层人群、弱势群体。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脱口秀演员最喜欢拿白宫、总统开涮，这也被许多人视为是美国式自由的体现。不过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将当朝高官拿出来开涮，其实也是中国曲艺的悠久传统。
如果我们穿越至宋朝，到当时的瓦舍勾栏转转，就会发现，讽谏时政、取笑官员乃是宋代滑稽戏的常见节目。据北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现在的伶人，多拿当官的调笑）。南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也说：“俳优侏儒，固技之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世目为杂剧者是已”（俳优侏儒虽然地位低贱，却能在演出时讽谏时政）。所谓“蒙诵”“工谏”，指的便是曲艺讽政的古老传统。
北宋神宗年间，京师教坊（内廷戏曲班子）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伶官，叫丁仙现，就经常在表演节目时拿当朝宰相开涮。当时是王安石当宰相，以专制、铁腕手段推行新法，“一切委听，号令骤出”，其中许多政令“于人情适有所离合”，所以“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即提出反对意见，但“多被黜降”，“后来者乃浸结其舌矣”，都闭嘴不说话了。但丁仙现偏不买王宰相的账，屡屡在戏场中嘲诨王安石，“辄有为人笑传”，搞得王安石狼狈不堪，“然无如之何也”，拿他没办法。后来王宰相还是恼羞成怒了，“遂发怒，必欲斩之”。但最终还是杀不成，因为宋神宗暗中叫人保护了丁仙现。所以当时有谚语说，“台官不如伶官”。
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是，在宋代，敢于讽刺宰相的伶人，并非只有丁仙现一人，被伶人嘲谑的宰相，也绝不止是王安石。有学者统计过，两宋史有明确记载的，至少就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来开涮过，其中，被讥讽得最多的是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这五个大权相。
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惧内，他妻子王氏（即王安石女儿）受过良好教育，“颇知书，能诗词”，而且颇有政治天赋。“蔡每有国事，先谋之于床第，然后宣之于庙堂”，按照王氏的指导发表意见、宣布政令。知道内情的人说：“吾辈今日奉行者，皆其（王氏）咳唾之余也。”蔡卞拜相，大摆宴席庆祝，宴会上请了伶人表演节目。一伶人扬言说：“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讥讽蔡卞靠着夫人的裙带才当上了宰相。一时“中外传以为笑”，蔡卞也无可奈何。
宋徽宗时，蔡卞的兄长、时任宰相的蔡京积极扩张“国家福利”，贫民的“生老病死”均有国家提供优厚的救济，但也因此造成了平民税负沉重。有伶人在演滑稽戏时，便讥讽这些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
南宋初，秦桧当政，权焰熏天，有一年省试，秦桧的儿子秦熺，以及侄儿秦昌时、秦昌龄都榜上有名。毫无疑问，如果这不是秦桧自己授意，便是主考官在逢迎秦相爷。一时间“公议籍籍，而无敢辄语”。百官不敢言，但伶人敢言。一日，有两个伶人说起了“对口相声”：“你说今年的主考官会是谁？”“一定是彭越（西汉开国功臣）。”“胡说八道！彭越死已千年，如何来得？”“因为上次省试是韩信主考，所以可知今年是彭越主考。”“胡说！胡说！”“若不是韩信，如何取得他三秦？”这显然是拿“秦门三子”齐齐中榜一事开涮嘛。当时“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出”。但秦桧知道后，“亦不敢明行谴罚”。
到了清代，伶人过问政事已成致命的政治大忌。雍正朝时，内廷戏班演了一出《郑儋打子》，因为伶人演得很卖力，“曲伎俱佳”，获皇帝赏赐酒食。席间，有一名伶人无意问及当今常州长官是谁（因戏中郑儋为常州刺史），雍正立即变脸，勃然大怒说：“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竟命人将那倒霉的优伶拉下去，活活杖死。宋人的言论自由，于此不复见。
伶人在中国古代，社会地位低贱，但宋代的伶人却可以大胆讽刺时政。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曲艺行业中一直就有讽谏的传统，前面提到的伶人丁仙现曾经自言：“见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另一个原因当然是，宋代有着相对开明的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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