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阴历3月14日）是我母亲陆一旭（陆寒芸）一百零五岁诞辰，10日我们全家迎着春天的暖日给母亲送去两篮鲜花，玉兰花、马蹄莲、百合是她最爱的花。因为已过清明，墓地非常安静，父母墓碑依旧座落在徐特立老先生墓碑右上方的半坡上，小刚弟弟在墓碑旁栽的丁香、紫荆花正好盛开，树木环绕十分静谧，在这静好的环境里，父母双双安息。
母亲1991年逝世，离开我们整整二十五年了，母亲生我、养我、对我的影响至深。她是仁慈的母亲，又是一个信念坚贞、矢志不移的老共产党员。她平凡、朴实，但在我们子女的心目中她是高洁的、伟大的母亲。
母亲1911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没落官宦的封建家庭，女中排行老四，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因为和三姐是姨太所生，从小受歧视，也养成了她们的叛逆性格，母亲自幼崇敬提倡女权的反清革命志士—秋瑾，中学时每逢假日经常独自到西湖西泠桥畔的秋瑾墓前读书，15岁就随三姐（陆寒波）离家出走，参加了北伐国民革命军宣传队，期间受到共产党员的熏陶，大革命失败后1930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翦伯赞，“九一八”、“一二八”后积极投身左翼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第一次包围南京政府的大请愿，1933年被捕入狱，关在龙华监狱和父亲葛一虹相识。后经亲属营救出狱（三姨陆寒波已嫁徐柏园、三舅陆翰芹都已是国民党的大官），出狱条件是不允许留在上海，于是由三姨妈出资送母亲赴日留学。在日本期间，母亲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社会学系，不久和几个同学发起参加了陈伯流为首的“马列主义读书会—光明社”，学习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原著。
母亲在日本留学照
1936年春日本侵华战争迫在眉睫，应陈伯流（中共地下党员）电招回北平，并由陈伯流介绍入党，在辅仁大学、大同中学、清华、师大等学校开展学运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母亲到上海生育我姐，中断了党的关系，但仍和史良、胡子婴一起从事“救国会”的工作。1938年经史良、沈兹九推荐母亲在汉口见到周恩来、邓颖超，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由于战乱联系中断，暂时由周恩来和秘书黄文杰介绍入党，并把组织关系转到母亲所在的昆明地下党。
1941年母亲带我们姐弟三人去兰州甘肃油矿局，又失去了组织关系（被当时昆明地下党负责人无理扣压），后在伍修权（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负责人）的帮助下和当地地下党取得联系继续开展工作、发表文章，并多次辗转重庆找党，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时母亲带我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他们责成李培之处理，组织关系已经办成，本来决定随中共代表团一起撤离回延安，不想王若飞飞机失事，李培之奔丧，事情又被搁置…….
1946年在南京，妈妈、我和姐姐（小旭）
直到1948年到北平，才和地下党城工部接上关系，发动恢复“北平妇女联谊会”，组织妇女迎接北平解放。195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恢复母亲的组织关系后，母亲不求名、不求官，只希望尽快为党工作并主动要求到教育战线。
经彭真市长安排先后担任过北京36中、北京2中校长，1957年她以极大的热忱，团结教职员工在很短的时期创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北京85中，母亲以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教育理念办学，严禁体罚和对犯错误学生的过分处罚，特别注意保护后进生的自尊，受到广大师生的拥戴，“文革”期间却被诬陷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遭受迫害，1974年被迫退休。但她的心始终没有离开过教育事业，她在病中念念不忘总结办学的经验教训，直到弥留之际她仍然嘱托我们把她一生的积蓄献给85中购买图书、修整国旗旗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离休后母亲没有停歇，时刻都在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唐山大地震时，她不顾疾病缠身毅然领导起街道的抗震救灾工作，她的忘我精神，深深留在人们的心里，并受到上级的表扬。母亲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一直通过信件做着三姨妈陆寒波（国民党中央委员，宋美龄挚友）、三姨父徐柏园（国民党前财政部长）等国民党高层的工作，为海峡两岸的统一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母亲是一个在平凡岗位工作的共产党员，她生活俭朴，从不计较名、利，但却是一个精神伟大的人，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她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献给了他人而唯独很少想到自己，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母亲一生坎坷，解放前为找党颠沛流离却一直带着我，我从母亲身上感受最深的有以下三点：
1. 信仰坚贞，政治天真
母亲出生名门，姐姐、哥哥都是国民党的高官，可以说衣食无忧，但是她认定了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移，却选择了一条随时有生命危险、处处艰难的革命道路。抗战时在重庆，有时妈妈没钱了，就买一个西瓜一边给我吃一边讲故事，直到哄我睡着觉，当时她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只住在志同道合的朋友像胡子婴家里，绝不攀龙附凤去求当大官的三姨和舅舅，正如前商业部长胡子樱临终前曾对我说“你母亲是非常有骨气的，抗战时在重庆，她不去投靠当大官的哥哥、姐姐（国民党中央委员），却带着你们姊妹三个住在我家（章乃器家）的亭子间，她是为主义而生的人”；
1946年母亲带我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见周恩来时讲了我“要做吹走反动派的风”，周副主席拍拍我的头说：“好啊，将来长大了做吹走一切反动派的大风”，回来的路上，母亲指着路边赤身裸体、挥汗如雨开山的民工说“这就是劳苦大众”，又指着刚从舞厅出来搂着妖艳女人大腹便便的官员说“这就是贪官污吏”，这幅画面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才懂得母亲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1950年中组部审查母亲历史时，曾经提出乘各方人士都在，如果把在“白区”丢失关系的问题全搞清确定1936年的党龄，尚需一段时日，但母亲当时只希望尽快为党工作，没把党龄当回事，结果错过了把问题搞清的最佳时期，以致带来1958年“反右倾”和“文革”中无休止的“假党员”、“叛徒”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1985年中组部在帅孟奇大姐直接参与下平反了母亲的冤假错案，恢复了母亲1938年的党龄（县团级），当时因为找不到陈伯流无法确认1936年的党龄（司局级），我问母亲要不要争取一下，母亲回答：“我参加革命又不是为了什么级别，组织花那么多精力搞清楚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想到竟是这个“级别”，在母亲病重时连“高干病房”都不允许住！！更没想到2000年我去美国开会，在华盛顿我中学同班同学陈捷的家里，竟然发现陈伯流居然是他的岳父…….世界真是太大又太小了！
2. 重感情不重权贵，蔑视攀龙附凤
母亲对周总理非常敬重爱戴也熟悉，但解放后从不主动联系，1962年国庆招待会周总理专门到父母桌前称母亲“寒芸”，并问起家事，让母亲多做台湾亲属的工作，此后也只是通过总理办公室来往信件汇报工作。1976年总理逝世，母亲悲痛欲绝，4月5日清明节（也就是所谓的“4.5事件”）我们全家捧着花篮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群众对总理的祭奠，也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愤怒。
母亲的好朋友都是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肝胆相照、真诚坦率的朋友，比如胡子婴无论在重庆、上海还是到北京她当了商业部部长，只要相见就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直到临终。其他像郁文哉（复旦同学，一起被捕，一起翻译苏联儿童文学）、翦伯赞（几十年的复旦师生情谊）、杨曼（复旦大学、留日同学一生的挚友）都是极好的朋友。解放前我们从上海到北平时住在戴浩（原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家里，解放后交往亦深，“反右”后他被打成右派，到北大荒劳改，60年代初尚未摘“右派”帽，回来无家可归，母亲主动热情地收留了他，住在我们家里。伍修权抗战期间在兰州和母亲是极好的同志和朋友，我们居住相邻，小时候我很黑，伍伯伯就给我起了个“黑人牙膏”的外号，解放后有一次母亲带我去看伍修权，但是到了他家，进到客厅，豪门铺设，他的夫人穿一身黑色烫绒长裙正在弹钢琴，见到我们也不热情，伍伯伯虽然热情迎接，但坐定后好像也没太多话好谈，寒暄几句，我们就出来了，路上妈妈对我说：“这里以后不能再来了”，妈妈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但她绝不容忍敷衍，也从来蔑视攀龙附凤，这就是母亲的性格，我也继承了这种性格。
3. 重精神情谊，轻金钱
母亲从来对金钱、物质看得很轻，从小教育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品味不要看重金钱。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她的生活一贯俭朴而讨厌奢华，对于有难的同志、朋友从来都是倾囊相助。记得1945年8月抗战刚刚胜利时我们住在成都华西晚报（党的外围报刊）报馆，母亲周围的叔叔、阿姨都是地下党或进步报人，大家生活很清苦，但非常和谐愉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次我患白喉、高烧不止，眼看要封喉，就是这些地下党的叔叔、阿姨跑遍成都找来两支白喉疫苗救了我的命，以后母亲多次告诉我“不要忘记，你的命是党给的”。
一次国民党特务、流氓来砸报馆，所有的工人、职员都奋不顾身来保卫报馆、保护机器，母亲挺身而出站在最前面，之后又拿出钱来救护受伤的难友和资助出报。后来我问母亲才知道，当时正处于抗战胜利后要建一个什么国家的历史关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专制国家的建国纲领，而《华西晚报》连续刊载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新华社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要建立一个多党合作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的时局声明，得到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自然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恨。
母亲正是为祖国能成为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这一光明前途而献身革命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忠于理想，高洁、坦荡而忘我的人，我和我的后辈要永远学习她、怀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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