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财经》杂志联合培养的奖学金学员合作完成的首份《“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4月26日正式对外发布。报告以十八大以来的典型政商关系案例为主，通过分析与总结，得出了“新常态下政商关系将发生根本改变”的结论。同时，报告也试图给处境艰难的企业家提出忠告，比如理解底线、专注发展核心竞争力以及摆脱旧有的不健康的政商环境，到更规范的地方求发展。
自反腐开始至今，围绕政商关系的讨论便一直没有断过。因为每一个贪腐官员的背后，总不可避免地有几个“钱袋子”。这种隐蔽的贪腐现象在中国官场颇为普遍。首份“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在判定关系将发生根本改变的理据，其一是在制度建设推动反腐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企业家在政府官员中的“保护伞”日益受到压制，商人行贿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执法环境，这些都推升了旧的政商关系的经营成本；其二是市场配置资源能力和空间的增加，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家二代更现代化的管理思维，使得政商关系不同以往。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往往很残酷。有了法治环境和高额的经营成本，以及企业家自身的现代化管理思维，是否就可以乐观断定政商关系将发生根本改变？以新近发生的河北省常委、前政法委书记张越落马牵引出的政商畸形关系为例，郭文贵作为商人，何以能够随意支配张越并如同家奴般对待之，“两个小时赶到”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其中暴露出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畸形的政商关系，但实际上张越畏惧的，并非拥有“钱袋子”的郭文贵，而是郭身后的另一只权力之手。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首次提出要建立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即领导干部与企业的关系既要亲近又要清白。这很好地概括了主动的、合法的、阳光的新型政商关系的本质。但问题在于，要想真正做到亲近又清白，何其艰难？尺度拿捏不好，亲近便成了攻守，清白便成了合流。
何况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下，不仅那些寄生在高官羽翼下的商人战战兢兢，没有羽翼护佑的商人也叫苦连天、颇为乏力。此前，在中国企业大佬柳传志、王石、马云、俞敏洪等悉数参加的企业家生存环境研讨会上，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就传递了在官商同盟生态下企业家的生存现状，“商人的本分应该是在商言商，但在中国，政治和企业的生死、商人的沉浮密切相关，商人没法不关注，所以，尽管在商言商一定是好事，但中国的商人做不到。”王石也在会上讲述了自己与薄熙来的一段渊源，带着“后怕”的心态形容自己拒绝为薄熙来唱红打黑站队可能招致的灭顶之灾。
所以，与其说是官员和商人各自的刚需缔造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官商同盟，毋宁说是中国特色的官场生态逼得商人不得不找个高官“罩着”、官员也不得不傍个大款以解后顾之忧。习近平掀起的反腐运动，固然能给官员和依托于官员攫取暴利的商人以下马威，但只要政治透明度和信息公开化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对于官员的监督机制永远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阶段，也就很难规避商人怀着侥幸心理投其所好，演绎另一段攻守同盟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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