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革的发生，不少人将之称为是“时代悲剧”。像去年88岁的刘少奇长女刘爱琴回忆文革称“这是时代的悲剧”，而对于在文革中所经历的那些磨难包括父亲被迫害致死，哥哥卧轨自杀，弟弟入狱被折磨最终抑郁而死，刘也表示不怨恨：“怨恨谁呢，时代造就的悲剧。早就看淡了。”
2016年是中国“文革”爆发五十周年
但是，对于文革，很多人仍将其归结是当时中国领导层尤其是毛泽东的责任，是毛泽走“极左”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引发的灾难。文革到底是时代悲剧还是人酿灾难呢？
毫无疑问，包括文革在内的政治灾难的确是“时代悲剧”。在“共产主义”要生根发芽的中国，在以“阶级斗争”和“一大二公”为政治目标的社会中，国家和社会运行很容易走向一些极端。最明显最严重的就是“造神运动”，当最高领袖一而再的犯错误，却少见他人出来制止，可能出于某种需要或畏惧，甚至还要大唱赞歌，助长劣风，所以就产生了“反右”中大规模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大跃进中普通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最终在六十年代初数千万人饿死，文革中整个国家陷于狂热一片混乱，某些红二代甚至亲自参与到文革斗争中来。这种场面是当时包括苏联和东欧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出现过的情况，人治色彩浓重、缺失民主与法制是那个时代诸多国家的共性，同时也就造就了这种“时代悲剧”。
然而，即便文革是“时代悲剧”，但人为因素同样不容忽视，更绝不能因为是“时代悲剧”而忽视对个体责任的反思。对于红二代所谓的“时代悲剧”，其实也包含了一种模糊不清同时具有迷惑力的历史观在里面。“时代悲剧”似乎是个“万能说法”，因为历史上的一切灾难都可以说是“时代悲剧”，中国近代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共内战、大跃进、反右和文革等也可以说是时代悲剧，包括现在的贫富悬殊、道德滑坡、信仰缺失、腐败泛滥等等都可以说是“时代悲剧”，但是，“时代悲剧”并非与人就没有了关系，更不是为某些人开脱责任的借口。历史毕竟是人来“书写”完成的，尤其是在“全国只有一个大脑思考”的时代，个人的意志确实能够主导和转移历史的走向。那么，“时代悲剧”也就充满了“人为”的因素，而对于所造成的悲剧，某些人还应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这不是因为“时代”原因而就能“糊弄”过去的。
其实关于文革的发生，中共中央早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明确结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也正是基于此，当年遭受文革迫害的普通人及其子女，难以显示出像红二代那样的“心胸”，当家庭及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灾难，他们无法像红二代那样“慷慨大方”地归结为“时代悲剧”，他有自己的爱恨情仇。
当然，更重要的是，绝不能再让类似文革的悲剧重演。就目前来说，全社会对于文革悲剧的反思明显不够，更不要说历史和解，以至于还不时有极左思潮沉渣泛起。文革是民族灾难，这早已是官方定论，而由于缺少坦承的面对，深刻的反思，文革甚至都有可能“死灰复燃”，这是全社会应当警惕的。尤其是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反思和警惕就更有价值，深深吸取文革悲剧的历史教训，坦承历史错误，并促进社会和解，也显得尤为重要，如此，才不会让时代再“犯错误”，才不会让人类再酿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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