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是否喜欢日本,你都该读读傅高义写的这本书。

2014年8月19日,北京,当代中国研究所,美国学者傅高义。 李坤 澎湃资料图
傅高义是继费正清之后的第二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在中国,他因《邓小平时代》被广泛知晓。而在哈佛,他被称为“中国先生”。
近日,傅高义早年一部在世界范围内被讨论的著作《日本第一》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傅高义此番在新序中写道:“同本书三十五年前首次出版时相比,今日日本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但本书那时所讲述的日本做得很好的那些精华今天依旧还在,本书所讲述的日本之成功仍然提供了值得大家学习的榜样。”
4月27日,上海译文出版社与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举办“傅高义学术著作系列出版启动暨战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启示研讨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前驻日领事、《日本第一》译者之一王泰平等十多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该书内容及战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展开研讨。

《日本第一》中文版封面
日本商品“Made in China”能说明什么?
2011年初日本内阁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10年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比中国少了4044亿美元,中国GDP超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0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外不少人在炒作中国GDP超过日本,坐上了世界经济第二的交椅。国内一些人沾沾自喜,他们到日本一看,高楼大厦没我们多,就觉得日本也没什么了不起。”王泰平说,“但GDP超过日本并不等于经济质量超过日本。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依然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长期形成的阶段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
“因此我们对于日本发展的看法及评价,不能简单地被‘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表象所掩盖,不能因为GDP超过日本而轻视日本。”
他举例2015年的热门话题——“大批中国人从日本背回杭州制造的马桶盖”。“没错,中国游客抢回来的日本马桶盖确实产自杭州下沙经济开发区,但负责设计、质量标准以及生产流程的都是日本企业。”
王泰平感慨,现在确实可以在日本看到很多背后印有“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商品,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商品组装在中国,设计不在中国,品牌不在中国,核心元器件不在中国,制造工具、机床不在中国,市场管道控制也不在中国。
“还有很多的精密制造也不在中国,更不控制在中国人手上。所以一个小小的马桶盖映射出一个大问题,即中日间自主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的差距。这对中国企业敲了警钟。”
王泰平直言,在他看来日本仍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它的经济社会管理、教育技术水平超出我国,相比其他发达国家也有不少独到之处。所以这个国家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中国今天的问题,日本40年前遇到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经所日本经济研究室主任傅钧文曾在1980年代末去日本留学,又在1990年代初回国,目睹了日本经济走向高峰再转向衰落的过程。但他依然肯定日本发展对国人至今极强的启示意义:“第一就是日本持续的技术研发。”
“大家知道,日本战后获取技术的来源是靠大量进口。但大量进口的同时也在进行大量的自主研发,而且自主研发占日本国民市场中的比重逐年提高。结果到2000年前后,日本自主研发的比重超过了进口技术引进。”而另一方面,“今天中国所谓的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国外高新技术产品的中国终端加工’,核心技术还是在国外,中国仅仅从事了末端的劳动密集型工序而已。”
不可否认,日本也为经济高速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40多年前王泰平在日本当记者,公害问题几乎是日本报纸与电视每天都少不了的话题,有食品公害、交通公害、空气公害等。“银座闹市的树受空气污染都枯死了,还有小学生吸入汽车尾气形成的光化学烟雾而晕倒在人行道。我站在东京塔上环视四周,雾茫茫的看不清楚,整个列岛变成了‘公害列岛’。”

日本在二战后将复兴经济摆在了优先位置,而后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大气污染。
让王泰平感慨的是,当年日本的一些公害问题竟也在自己的国家上演,而且有些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今天存在的问题,日本在40年前也同样存在过。但今天日本的很多问题,比如环境、交通问题都解决得很好。所以我们不妨研究和借鉴日本的经验,看看日本是怎样走过来的。”
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樊勇明认为日本的社会秩序和政府效率也值得中国借鉴。以今年的熊本地震为例,“在地震发生两分钟之内,电视上就有了‘什么地方地震了’;五分钟后,有了当地的采访;不到一小时,救灾指挥部已经成立;不到一个半小时,自卫队到了现场;到了次日中午,整个地区的交通已全部恢复。”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日德法多语组负责人王颖芳则提及日本教育对她的启迪。“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孩子不比人家弱,他们的学习能力、考试成绩和日本孩子不相上下,甚至优于他们。”但她却明显感到,日本孩子在人生观的目标性方面要比中国高中生、初中生强很多。
“日本的孩子可能从小就有一个目标,知道‘我将来要做什么’,然后会去努力,会上网查很多资料,甚至会找相关单位去实习打工。但是我们的孩子都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都是‘我妈让我考什么就考什么’。”
不一定要喜欢日本,但要努力了解它
谈及学习日本的态度,樊勇明说:“如果对日本地震,我们是打着横幅庆祝,那是不行的。”
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上外原副校长谭晶华提到,几年前一次座谈会上,曾有人认为中国动漫做不过日本是因为“汉奸太多”。“你既不了解人家,又误解人家,还把误解当作真理。所以傅高义的《日本第一》是不是能促使我们用更正确的办法去看待日本?”
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竞争情报部副主任沙青青也感慨,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观察日本是今天中国学界面临的一大课题。“首先能不能在政治上保持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中日为邻是不可选择的,在此情况下怎么探索双方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
王泰平表示,日本对国人而言是一个既近又远的国家,增进两国了解对双方都有好处。“努力去了解一个国家,并不一定要去喜欢那个国家,有时候可能你越了解它反而越讨厌它。但还有一种讨厌或者是憎恨,产生于误解或者偏见、成见,这是不明智的。你可以讨厌对方,但至少要以正确的、准确的、全面地了解对方为前提,这可以避免一些盲目性。
“如果中日之间还是用老眼光看待彼此,必将丧失许多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讲,不忘旧日本,更要关注新日本。”

2016年4月27日,上海译文出版社与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傅高义学术著作系列出版启动暨战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启示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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