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24日的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严立华家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秘密会议正在召开。此次会议的直接成果就是诞生了一份不足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粮；三是如果干部因此坐牢，社员们保证把其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还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在1978年，这个举动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却也是一个勇敢甚至是伟大的创举。
小岗村，是人民自我改革的开端
那个时代，文革阴云尚未远去，村民们选择“大包干”式的改革，无疑要冒着被污蔑为“资本主义尾巴”甚至“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风险。前人的悲惨下场依然历历在目，小岗村的农民却依然敢为天下先。那么，小岗村的农民为何要冒着坐牢的危险，自发而起地选择改革呢？
要想理解其中小岗村农民们的勇气，就必须了解他们在极左经济体制下的贫穷和绝望。
上世纪60年代，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到甘肃张掖视察地形时，发现当地农村妇女竟贫穷到连裤子都没得穿；70年代李庆霖在给毛泽东的上书中，对当时农民的悲惨生活做了详尽描述：哪怕是在最好的年景里，农民一年也只能有100多斤口粮留给自己，这么少以至于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做到；中共元老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亲眼目睹了农民极其困难的生活状况：在肥东县八斗，一户姓张农户一家7口，2个大人、5个小孩全部家当只有一床被子和一口有缺口的锅；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万里看到农民用锅膛给没衣服穿的孩子防寒。
衣食住行乃是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可是在极左体制时代，中国农民连这些都得不到起码的满足。而农民们的极端贫穷，离不开极左思维下被强行扭曲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正是这种体制严重限制了农民自由就业的权利，并人为地制造了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从而剥夺了广大农民的致富能力。
建国以后，随着极左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民的经济地位被逐步边缘化。从1953年4月《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禁止农民入城就业，到1957年12月的《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禁农民入城乞讨，再到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条例》中对城乡二元户籍的确立，以及暂住证制度的落实，标志着广大中国农民丧失了迁徙劳动的基本自由。
另外，极左经济体制通过人为制造的工农剪刀差，以极低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粮食。“征购粮”、“三超粮”、“战备粮”、岁时摊派上交物资和无偿平调征用劳动力等一系列类税性征调，使得中国农民的负担极重。三年的大饥荒中，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四川、河南、安徽三省之所以出现大范围的农民死亡，便是源于这种难以想象的重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陷入种粮却吃不上大米白面，种麻却穿不上衣裳，养猪养鸡却吃不上几顿肉的困窘局面。而这种贫困，并非农民的懒惰，而是在这种体制下，农民从根本上致富无门、吃饭无路。
是以，面对极左思维留下的巨大阴影，当大人物们还在犹豫踌躇之时，在饥饿中挣扎多年小岗村农民只能选择投袂奋起，用自己的命做赌注，为了吃饱饭而拼死一搏。这其中固然透露着舍我其谁的勇气，又何尝没有走投无路的悲凉。而体察民情的万里能够将小岗村的经验在全省推广，总揽全局的邓小平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改革开放，即是历经沧海醒悟后的高瞻远瞩，更是顺应民意的适时而动。
今天，中国的改革同样走向了不进则退的悬崖道。面对艰危，决策者只有大胆改革当前体制中的弊端，才能顺应民众的呼声，符合时代的潮流。否则，民意就会像小岗村的农民一样，最终不得不自我行动，倒逼改革的进行，而又这何尝不是三十多年前“大包干”带给今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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