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个“革命样板戏”中，江青过问得最少的就是芭蕾舞剧《白毛女》。可是，她不“问”则已，一“问”惊人，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2015年11月6日，新版《白毛女》在陕西延安上演
舞剧《白毛女》是1964年上海舞蹈学校的师生根据同名歌剧集体创作改编的。著名艺术大师黄佐临先生担任艺术指导，胡蓉蓉、林泱泱、傅艾棣、程代辉等编导，严金萱等作曲。它保留了原作中喜儿、杨白劳、黄世仁、王大春等基本人物关系和戏剧冲突，成功浓缩了情节，大量运用中国民间舞蹈、古典舞蹈的动作，使之与芭蕾舞艺术相结合，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白毛女》首演于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引起全国轰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都曾观看该剧，并给予极高评价。1994年被评为“中华民族20世纪经典舞蹈作品”。
漠不关心江青对舞剧《白毛女》无兴趣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上海之春”盛会上，上海市舞蹈学校献演了新作芭蕾舞剧《白毛女》，引起轰动。以后，他们又倾听了领导和观众的意见，反复加工，精益求精，使这部舞剧日臻完美。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也在日本演出了芭蕾舞《白毛女》，并由主演者松山树子女士率团到中国来作访问演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日两国文艺工作者同时演出两台芭蕾舞剧《白毛女》，在海内外舞台上交相辉映，一时传为美谈。
在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过程中，江青不仅没有做任何贡献，而且也没有表示过一点兴趣，以致文革初期，在上海市舞蹈学校内还发生过芭蕾舞剧《白毛女》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的争论。这也足以证明舞剧《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与江青无干，不然，谁敢在当时直接把争论的矛头指向“文艺革命的旗手”呢？
见风使舵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不久，这场关于《白毛女》是香花还是毒草的争论反映到党中央。1967年夏，毛泽东同意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这可是一件大事，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陪同毛泽东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的演出，江青自然也在场。毛泽东不但肯定和赞扬了芭蕾舞剧《白毛女》，还亲自上台和演员们握手、合影。于是《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了消息，刊登了大幅照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纪录片《红太阳照亮了芭蕾舞台》，在全国放映。
江青一看芭蕾舞剧《白毛女》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就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公开宣布芭蕾舞剧《白毛女》是全国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把它归入了自己领导“文艺革命”的功劳簿。此后，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唱片公开出版了，全剧的录音在全国播放，舞剧先是拍摄成黑白的电视纪录片，接着又摄制彩色的舞台艺术片，在国内外放映。每当有重要的外宾来访，到上海几乎必看《白毛女》。舞剧中的喜儿和大春等，也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突发奇想强令改成两人上山
1972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上海芭蕾舞团携带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访问朝鲜、日本。周恩来总理指定由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我任访朝团团长。
我率团到了北京，适值秘鲁共和国的总统夫人来访，周恩来决定请总统夫人看一次芭蕾舞剧《白毛女》。那天晚上，在天桥剧场举行了专场演出，周总理坐在总统夫人的左侧，江青坐在总统夫人的右侧，我坐在前面一排陪同并作记录。
江青穿着一身全白的西式上衣和裙子，手里还拎着一只白皮包，显得荣光焕发，非常突出。她不顾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径自和总统夫人侃侃而谈。
江青说：“毛主席提出文艺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我们搞了一场文艺革命。像芭蕾本来是欧洲的宫廷艺术，我们却把它拿来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同时提倡芭蕾舞艺术走革命化、民族化的道路。今天的这个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是我抓的，请您看后多提意见。”
剧场里的灯熄了，音乐响起了，大幕拉开了。可是，从来不过问舞剧《白毛女》的江青，今天却喋喋不休地作起“指示”来。她一会儿说，杨白劳家小屋后面的那棵大树布景，画得太简陋，要重新画过。一会儿又批评说，整个乐队的声音太响，在舞台和观众之间筑起了一堵“音墙”。她当着总统夫人的面，指挥我立即赶到乐池去，叫整个乐队压低音响。
看到下半场，江青见“白毛女”在风雪交加中挣扎、在奶奶庙与黄世仁等搏斗，她忽然对我说：“我在想，喜儿不应该一个人上山，可以让两个人或是更多的人上山。这样戏里的‘白毛女’就不是只身和大自然搏斗了，她可以通过同行的女伴和山下联系，山下的乡亲也可以更多地关心和支援她……这样吧，你们要剧组搞一个两人上山或几人上山的修改方案，出访回来以后就进行修改，改了以后我再看。”
矛盾百出，越改越糟难以收场
我当场记下了江青的“指示”，没有马上向剧组传达，而是去找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商量。谁知道江青在看完戏回去以后，也已经向国务院文化组下达了“两人上山”的修改“指示”。我们几个人一谋面，议论了几句，都感到为难。因为，原歌剧《白毛女》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诞生的经典作品，以后曾拍摄成电影在全国放映，现在又改编成芭蕾舞剧在海内外广泛流传。不管是哪一种文艺样式的《白毛女》，都是以喜儿受迫害复孤身一人出逃、在荒山野岭历经艰险、最后获得八路军的解救作为故事的主要发展线索的，它体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如果按照江青的旨意，改成喜儿和女伴或多人上山，不但广大观众接受不了，而且把《白毛女》的那种色彩、诗意氛围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全都丢弃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出山上山下互相呼应和地主汉奸展开游击斗争的老套戏剧。凡是懂得一点文艺的，都会知道江青的主意实在是一个损害原作、伤筋动骨的馊主意，毫不可取。
我和于会泳等人不敢违抗江青的旨意，便去向张春桥汇报，想让张春桥出面转圜。可是张春桥说：“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告诉剧组，让他们先拿出一个修改方案来！”过去，张春桥多次强调过：“在文艺革命方面，我只能搞‘一言堂’，听江青同志的。”这回，他把“皮球”直接踢给了《白毛女》剧组。
我接着于会泳、刘庆棠等人，把江青的“指示”给剧组的编创人员作了传达。于是，上海舞剧团从朝鲜、日本出访回来，就被留在北京，按“两人上山”的意见搞修改方案。
剧组的编创人员在设计修改方案时，遇到了许多困难。我回上海去了，他们只好去找于会泳和刘庆棠，请示江青。江青的“指示”倒是很具体：
关于“两人上山”，喜儿究竟和谁上山的问题。江青说，可以在黄世仁家多设一个丫环，留下服侍黄母的那个叫小红，和喜儿一起出逃的就叫小兰，她们共同商量逃出魔掌（这样一来，舞剧中芦苇丛里找到一只鞋的扣人心弦的惊险情节无法保留了）。
关于逃上山后两个人的头发是否都要变白的问题。江青煞有介事地说，这个很简单嘛，一个可以变白，一个可以变灰，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她们在山上还可以互相照应（这样一来，舞剧中喜儿只身与风雪搏斗、头发渐渐变白的精彩独舞都得删掉）。
那么，两个人上山以后奶奶庙的戏怎么演？八路军怎么会在山洞里找到喜儿的？江青又“指示”说：奶奶庙里两个人遇到黄世仁和穆仁智，可以开打嘛，让小兰下山向八路军通风报信，大春可以写信给喜儿，最后大春到山洞里去找喜儿（这样一来，奶奶庙中喜儿的刻骨铭心的仇恨，黄世仁等见到“幽灵”后的惊颤和恐惧，以及大春和喜儿在山洞中相遇相认等精彩场面还能留下吗）。
剧组的编创人员实在是勉为其难，他们拿出了修改方案，可是江青却不审查修改本，说是要看演出。于是，整个剧组200来人，在北京西苑宾馆留了半年左右，排练修改本夏去秋来，不准演员回上海，夹衣棉衣都是派专人送去的，一切都为了修改好“两人上山”。可是，等到临了，忽然传来江青的一句话，说是“没有空看了”，叫剧组回上海去，等以后江青到上海时再看。
折腾数年《白毛女》才重见天日
《白毛女》剧组回上海以后，继续修改这个永远也改不好的舞剧，严重影响了其他舞剧的创作和排练。我怕江青真的来上海审查，一连看了多次“两人上山”的内部演出，作好汇报准备。但江青终于没有来，张春桥倒来了。我赶快请张春桥审查。张春桥看了戏，明知改得不像样子，可是他不表态，只是说：“等江青同志看后再定。”
这时，又有外国元首要访问上海，接待计划中有在上海看舞剧《白毛女》的内容。我着慌了，赶紧请求张春桥演老版本还是演新版本？张春桥回答演老的。于是，全剧组手忙脚乱，重新返回去排演老版本，接待外宾。过了不久，于会泳和刘庆棠等来上海，检查江青“指示”的落实情况，剧组又调头排演新版本。
如此改来改去，折腾了数遍之久，把编创人员和演员们都折腾苦了。可是，江青终于没有再来上海，“两人上山”也终于没有上成。
直到1976年10月江青被捕以后，《白毛女》才从“两人上山”的桎梏中获得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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