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八大元老开始主政中国。一般按照对市场经济态度来区分，分为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陈云、邓力群、胡乔木等为首的保守派。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来区分，邓小平和陈云又与胡耀邦、赵紫阳分裂左右两边。而对具体某件事情的话，他们之间又会有新的排列组合。
陈云与邓小平，中共文革后的两座大山（图源：VCG）
在中顾委中，有同情学运，不主张暴力流血镇压的四位老人：李昌、李锐、杜润生、于光远。
李昌被誉为党内觉醒者，本名雷骏随，土家族。他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残酷批斗。1977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协助胡耀邦主持工作。在任期间，李昌曾力排众议，反对极左的邓力群、王鹤寿当选中顾委常委，为此成为左派的眼中钉。
李锐则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在庐山会议时便被定位右派分子。文革后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常年呼吁民主宪政，可谓是当之无愧的右派人物。
杜润生是中国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于光远则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1978年，他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起草讲话稿，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1989年北京发生学潮后，他们四人对学运表示同情。李昌曾经是学运领袖的他自然知道大学生们的爱国心切，因此他从中积极斡旋，主张在法制轨道上处理学运。当时国务院农研室主任杜润生受中央委托，邀请李昌、李锐、于光远等老人开了两次会，在会上大家都认为应该坦率、真诚地和学生对话，不宜压制，更不能流血，并以此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们还酝酿搞了一份呼吁软性解决学运的建议书，但后来因为形势发展太快，没有正式递上去。
学潮之后，四老遭到批判，被中顾委延缓登记。当时，邓力群等左派人物坚决要求将李锐、李昌、于光远、杜润生四个中顾委内的“自由化分子”开除党籍。
后来还是作为中顾委主任的陈云说了话。陈云虽然不赞成学运，而且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观点与这四位的矛盾也非常大，甚至是水火难容，但他还是比较讲政治原则的。1990年8月，陈云批示称，“他们四个人的意见都是在党内的会议上讲的，没有违反组织原则。我们党内过去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应该吸取，不应该把四个人开除出党。”
由此，陈云把与自己对立的四老保了下来。后来这件事被称为“四老风波”。
四老中李锐和陈云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1982年65岁的李锐准备从水电部退下来。在办正式手续之前，陈云打算派李锐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李锐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内高层人事的复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随即陈云写了封短信给李锐--“李锐同志：你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定要当副部长？先做工作后再说嘛。”这样，李锐也就没办法再推了。
在任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局长期间，李锐对干部子女要求太严，甚至卡住不让提拔，这与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希望提拔“我们的子弟”的初衷相反。
一次，陈云给李锐推荐了一个人当副局长。此人是陈云儿子陈元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关系十分密切，所以中共内部都传说是陈云的义子。
李锐因多次得罪中共元老而下台，“义子”便接任李锐职务。“义子”仗着陈云的后台，专横跋扈，根本不把之后上台的江泽民放在眼里，这让江泽民很是气愤。
李锐与江泽民开始关系不错，曾多次提拔江泽民，虽然两人对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不太一样。
李锐应中组部的一些老部下的意见，将“义子”的问题反映给江泽民，而此正中江泽民下怀。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但江泽民碍于陈云的面子，也不敢自己亲自下手把“义子”打下去，便求李锐直接给邓小平写封信。李锐答应了。
由于李锐反映的情况属实，邓小平读完信件便下令：此人必须调离中组部。陈云也不好公开出面，只能无奈认可。
按照派系划分，江泽民本应该属于陈云的保守阵营，但在此事中却站在了陈云的对立面。可见，保守阵营也并非铁板一块。
自己人也许会背后捅你一刀，敌人也许会给你挡下一枪，秘密政治便是如此不见枪炮的战争，一切利益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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