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晖／当「双重游戏」出现不同玩家，无论是北京还是达赖，其实早已没有单方面和解的能力。
笔者刚到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关系学会年会，那里的学者多谈及西藏，关注面却放在北京和西藏各自的内部矛盾，而不是大义凛然的民族主义或价值理念。这就像近年国际关系学者研究中美或中日关系时，喜爱使用研究内政和外交之间如何互动的「两重游戏理论」(Two-level Game)，著重不同内部玩家发挥的独特作用，并以此来建议外交部放弃铁板一块的「国Vs国」政策。当我们借用上述理论，西藏问题的内部玩家可细碎化为下列「游戏」的参与者：
（一）北京中央政府VS汉人地方干部：
北京经常宣传中央对藏政策十分宽容，不但协助藏人保护其独特文化，还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复各地藏庙。问题是，政策并不一定能在地方层面得以落实。不少前线民族矛盾，都是被地方层面的小事激化的。据参与上述会议的中国学者表示，有些西藏地方干部私自订下和中央政策不符的行政指令，例如只容许藏人学藏语到某程度，又或对藏人出家当喇嘛施以种种比入党更严格的限制，甚至在游泳池一类公众地方容许种族分流。这类现象，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大藏区」尤为明显。
（二）西藏旧贵族VS西藏新贵族：
北京提倡的西藏自治模式，一直依靠吸纳的藏人传统贵族管治。不少中央信任的藏人领袖，都有活佛、主持一类头衔。他们在文革当中饱受冲击，但多已恢复，更被邀请成为改革开放利益集团的裙带成员。例如班禅喇嘛延伸的集团，据说对开发西藏的投资事务颇有染指。与此同时，北京鼓励中华民族「文明融和」，方法是让藏人学习「先进文化」，与北京、与国际接轨。这样一来，台上的人都是那些旧贵族，但中国其他领导层，却充斥著接受高等现代教育的新贵。部分年轻藏人投向达兰萨拉、或变得忽然爱国，都有部分前程的考量。
（三）流亡小藏人VS流亡大藏人：
达赖喇嘛就是有意和北京和解，他也有心无力，因为西藏流亡政府坚持以包括西藏自治区外所有藏人聚居地的「大藏区」为讨论主体。这问题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当年毛泽东实行土改，并未严重波及西藏自治区，受影响最深、反抗最力的其实是「大藏区」的藏人，特别是以好战、尚武著称的武侠小说常客康巴人。康巴人纷纷逃到小藏区，接受达赖庇护，自此双方结成了共生关系，也加速了达赖的出走。结果，西藏流亡议会订下一个变相比例代表制，「大藏区」的三个单位各占十名代表，小藏区只是三个单位之一，此外还有一些海外代表，一切放下「大藏区」概念的提案自然不可能被通过。这对今天藏人数目最多的「小藏区」利益而言可谓类制度霸权，不可能没有内部矛盾出现。有趣的是，北京硬是将居住在贵州的壮族人划分为独立计算的「布依族」，当年却没有将康巴人从藏族的概念划分出来。
（四）藏人VS回人：
外间常以为汉人和藏人的冲突构成了西藏问题的主要内涵，其实藏人和当地回人的冲突也许还要严重。无论是一九五零年的进入西藏，还是一九五九年的达赖出走事件，回人都发挥了先头部队的角色。对藏人而言，也许以往回人更值得怨恨。这矛盾也是历史形成：一九四九年前，西藏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由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军阀集团「马家军」控制，他们在青海、甘肃、宁夏等「大藏区」进行神权和宗族合一的管治，藏人一直是被打压对象。其中「青海王」马步芳尤其著名，有名言「除生我和我生者外无不奸」流传后世。然而近年一些争取疆独的回人却改为同情藏人，以示同仇敌忾。在近年的西藏事件，双方不少参与者其实都是回人，不过身份没有公开罢了。
（五）达兰萨拉藏人VS达兰萨拉印人：
西藏流亡政府处於北印度达兰萨拉，官方言论视印度为恩人，然而藏人和当地印人不可避免的也有局部冲突。由於印度在部分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实行有自己特色的平权原则，达兰萨拉的若干工作规定得找印度人做，对西藏自治政府来说，在身旁出现的非藏人自然较在中国时更多。当地藏人的正式身份都是「难民」，小部分印度人对这些难民不怎麽欢迎，甚至担心这些藏人永远赖著不走，也是情理之中。
当「双重游戏」出现不同玩家，无论是北京还是达赖，其实早已没有单方面和解的能力。任何人要改变现状，都要同时在上述玩家之间作出适当互动。现在北京的西藏政策、西藏流亡政府的中国政策，都是旧思维，弹性有限，也难找到突破。双方都应发展一些完全由第三者经手的「白手套」，才足以直接接触「双重游戏」的其他玩家，通过非官方形式影响其他玩家的取态。二十一世纪被认为是威权细碎化的世纪，各种各样的非国家个体行将兴起，要是政府还不习惯和那些从前不对等的单位发展准外交关系，就未免落於人后了。[email protected]
沈旭晖，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交、反恐、中美关系、香港涉外关系等。耶鲁大学学士及硕士、牛津大学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会科学网络名誉主席。学术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学术著作有《国际政治梦工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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